【温馨提示】本文共有11397个字，预计阅读完需要29分钟， 内容均可免费复制哦！
启功（1912.7.26—2005.6.30），著名书法家，书画鉴定家。字元伯，一作元白。满族。姓爱新觉罗，雍正帝九世孙。长于古典文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曾在辅仁大学任教。1949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等职。著《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论书绝句百首》等，出版《启功书画留影集》以及多种书法选集。
书画有伪作，自古已然，不胜枚举。梁武帝辨别不清王羲之的字，令陶弘景鉴定，大约可算专家鉴定文物的最早故实了。以后唐代的褚遂良等，宋代的米芾父子，元代的柯九思，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安岐，直到现代已故的张珩先生，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眼光。
既称为鉴定，当然须在眼见实物的条件下，才能做出判断，而事实却有许多有趣的例外。我曾听老辈说过康有为一件事：有人拿一卷字画请康题字，康即写“未开卷即知为真迹”，见者无不大笑。原来求题的人完全是“附庸风雅”，康又不便明说它是伪作，便用这种开玩笑的办法来应付藏者，也就是用“心照不宣”的办法来暗示识者。这种用X光式的肉眼来鉴定书画，恐怕要算文物界的奇闻吧？
相反的，未开卷即知为伪迹的，或者说未开卷即发现问题的，也不乏其例。假如有人拿来四条、八条颜真卿写的大屏，那还用打开看吗？
我曾从著录书上、法帖上看到两件古法书的问题，一件是米芾的《宝章待访录》，一件是张即之写的《汪氏报本庵记》。这两件的破绽，都是从一个某”字上露出来的。
先要谈谈“某”字的意义和它的用法。
“某”是不知道一个人姓名、身份等，或不知一件事物的名称、性质等，找一个代称字，在古代也有用符号“△”的。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说：“今人书某为△，皆以为从俗简便，其实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范宁注曰：邓△地’。陆德明《释文》曰日：不知其国，故云△地，本又作某。’”按：自广义来说，凡字都是符号；自狭义来说，“△”在六书里，无所归属，即说它是“从俗简便”，实在也没什么不可的。况且从校勘的逻辑上讲，陆放翁的话也有所不足。同一种书，有两个版本，甲本此字作A，乙本此字作B。A之与B不同，可能是同一字的异体，也可能是另一字。用法相同的字，未必便算是同一字。但可见唐代以前，这“△”符号，已经流行使用了。
今天见到的唐代虞世南书《汝南公主墓志》草稿中，即把暂时不确知的年月写成“△年△月”以待填补。这卷草稿虽是后人钩摹的，但保存着原来的样式。
又有写作“乙”符号的，有人认为即是“某乙”的简写，其实只是“△”号的略繁写法，如果是“某乙”，那怎么从来没见有将“某甲”写作“甲”的呢？代称字用符号“△”，问题并不大，而“某”字却在后世发生了一些纠葛。
《论语》中“某在斯、某在斯”，是第一人对第二人称第三人的说法。古籍中凡第一身自称作“某”的，都是旁人记述这个人的话。因为古代人常自称已名，没有自用“某”字自作代称的。我们从古代人的书札或撰写的碑铭墓志的拓本中，都随处可以见到。例如苏轼自己称“轼”，朱熹自己称“熹”。
古代子孙口头、笔下都要避上辈的讳，虽有“临文不讳”的说法见于礼经明文，但后世习俗，越避越广，编上辈文集的人，常常把上辈自己书名处，也用“某”字代替。我们如拿文集的书本和其中同一文的碑铭石刻或书札墨迹比观，即不难看到改字的证据。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自己称“某”。我们有时听到俩人谈话，当自指本人时，常说：“我张某人”、“我李某人”，他们确实不是要自讳其名，而是习而不察，成为惯例。
清代诗人王士禛，总不能算不学了吧？但他给林佶有几封书札，是林氏为他写《渔洋精华录》时，商量书写格式的，有一札嘱咐林氏在一处添上他的名字，原札这样写：“钱牧翁先生见赠古诗，题下添注贱名二字。”此下便写出他要求添注的写法是：“古诗一首赠王贻上”一行大字，又在这一行的右下边注两个小字“士○”。如果只看录文的书籍，必然要认为是刻书人避雍正的讳，画上一个圈。谁知即是王士禛自讳其名呢！刑部尚书大官对门生属吏的派头，在这小小一圈中已跃然纸上了。所以宋代田登作郡守，新春放灯三日，所出的告示中不许写“灯”字，去掉“灯”字右半，只写“放火三日”。与此真可谓无独有偶。
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草稿
宋代米芾好随手记录所见古代法书名画，记名画的书，题为《画史》，记法书的书，题为《书史》。
《书史》之外，还有一部记法书的书，叫作《宝章待访录》。这部书早已有刻本。明代末叶一个收藏鉴定家张丑，收到一卷《宝章待访录》的墨迹，他相信是米芾的真迹，因而自号“米庵”这卷墨迹的全文，他全抄录下来，附在他所编著的《清河书画舫》一书之中。这卷墨迹一直传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还在收藏鉴赏家景贤手中。景氏死后，已不知去向。
这卷墨迹，我没见到过，但从张丑抄录的文词看，可以断定是一件伪作。理由是，其中凡米芾提到自己处，都不作“芾”，而作“某”。
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米芾的真迹，凡自称各处，全都作“黻”或“芾”，他记录所见书画的零条札记，流传的有墨迹也有石刻，石刻如《英光堂帖》《群玉堂帖》等等，都没有自己称名作“某”字的。可知这卷墨迹必是出自米氏子孙手所抄。北京图书馆藏米芾之孙米宪所辑《宝晋山林集拾遗》宋刻原本，有写刻米宪自书的序，字体十分肖似他的祖父，比米友仁还像得多，那么安知不是米宪这样手笔所抄的?如果出自米宪诸人，也可算“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了。谁知卷尾还有一行，是：“元祐丙寅八月九日米芾元章撰。”这便坏了，姑先不论元祐丙寅年时他署名用“黻”或用“芾”，即从卷中自避其名，而卷尾忽署名与字这点上看，也是自相矛盾的。
现在还留有一线希望，如果这末行名款与卷中全文不是一手所写，而属后添，那么全卷正文或出自米氏子孙所录，不失为宋人手迹，本无真伪之可言；如果末行名款与正文是一手所写，那便是照着刻本仿效米芾字体，抄录而成，可算彻底伪物了。好事的富人收藏伪物，本是合情合理的，但张丑，景贤，一向被认为是有眼力的鉴赏家，也竟自如此上当受骗，岂非咄咄怪事乎？
启功鉴定为宋画的范宽款《雪景寒林图》
又南宋张即之书《汪氏报本庵记》，载在《石渠宝笈》，刻在《墨妙轩帖》，原迹曾经延光室摄影发售，新中国成立后又影印在《辽宁博物馆藏法书》中。全卷书法，结体用笔，转折顿挫，与张氏其他真迹无不相符，但文中遇到撰文者自称名处，都作“某”。这当然不能是张即之自己撰著的文章了。在1973年以前，张氏一家墓志还没发掘出来时，张氏与汪氏有无亲戚关系，还不知道，无法从文中所述亲戚关系来作考察。看到末尾，署名处作“即之记”三字。记是记载，是撰著文章的用词，与抄、录、书、写的意义不同，那么难道南宋人已有自称为“某”像“我张某人”的情况了吗？这个疑团曾和故友张珩先生谈起。张先生一次到辽宁鉴定书画，回来告诉我，说“即之记”三字是挖嵌在那里的。可能全卷不止这篇，或者文后还有跋语，作伪者把这三个字从旁处移来，嵌在这里，便成了张即之撰文自称为“某”了。究竟文章是谁作的呢？友人徐邦达先生在楼钥的《攻魏集》中找到了，那么这个“某”字原来是楼氏子孙代替“钥”字用的。这一件似真而假，又似假而真的张即之墨迹公案，到此真相才算完全大白了。
还有古画名款问题。在那十年中“征集”到的各地文物，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展出。有一幅宋人画的雪景山水，山头密林丛郁，确是范宽画法拼绢幅，更不是宋以后画所有的。宋人画多半无款，这也是文物鉴赏方面的常识。但这幅画中一棵大树干上不知何时何人写上“臣范宽制”四个字，便成画蛇添足了。
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说得非常明白，范宽名中正，字中（仲）立。性温厚，所以当时人称他为“范宽”。可见宽是他的一个诨号。正如舞台上的包拯，都化装黑脸，小说中便有“包黑”的诨号。有农村说书人讲包拯故事，说到他见皇帝时，自称“臣包黑见驾”，这事早已传为笑谈。有人问我那张范宽画是真是假，我回答是真正宋代范派的画。问者又不满足于“范派”二字，以为分明有款，怎么还有笼统讲的余地？我回答是，如不提到款字，只看作品的风格，我倒可以承认它是范宽，如以款字为根据，那便与“臣包黑见驾”同一逻辑了。
所以在摄影印刷技术没有发达之前，古书画全凭文字记载，称为“著录”。于著名收藏鉴赏家著录的作品，有时声价十倍。其实著录中也不知误收多少伪作品或冤屈了多少好作品。
例如前边所谈的《宝章待访录》，如果看到原件，印证末行款字是否后人妄加，它可能不失为一件宋代米氏后人传录之本；《汪氏报本庵记》如果仅凭《石渠宝复》和《墨妙轩帖》，它便成了伪作；宋人雪景山水，如果有详细著录像《江村销夏录》的体例，也只能录下“臣范宽制”四个款字，倘若原画沉埋，那不但成了一桩古画“冤案”，面且还成了“包黑”之外的又一笑柄。
从这里得到三条经验：古代书画不是一个“真”字或一个“假”字所能概括；“著录”书也在可凭不可凭之间；古书画的鉴定，有许多问题是在书画本身以外的。
原载《文物》1981年第6期
启功（1912.7.26—2005.6.30），著名书法家，书画鉴定家。字元伯，一作元白。满族。姓爱新觉罗，雍正帝九世孙。长于古典文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曾在辅仁大学任教。1949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等职。著《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论书绝句百首》等，出版《启功书画留影集》以及多种书法选集。
书画有伪作，自古已然，不胜枚举。梁武帝辨别不清王羲之的字，令陶弘景鉴定，大约可算专家鉴定文物的最早故实了。以后唐代的褚遂良等，宋代的米芾父子，元代的柯九思，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安岐，直到现代已故的张珩先生，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眼光。
既称为鉴定，当然须在眼见实物的条件下，才能做出判断，而事实却有许多有趣的例外。我曾听老辈说过康有为一件事：有人拿一卷字画请康题字，康即写“未开卷即知为真迹”，见者无不大笑。原来求题的人完全是“附庸风雅”，康又不便明说它是伪作，便用这种开玩笑的办法来应付藏者，也就是用“心照不宣”的办法来暗示识者。这种用X光式的肉眼来鉴定书画，恐怕要算文物界的奇闻吧？
相反的，未开卷即知为伪迹的，或者说未开卷即发现问题的，也不乏其例。假如有人拿来四条、八条颜真卿写的大屏，那还用打开看吗？
我曾从著录书上、法帖上看到两件古法书的问题，一件是米芾的《宝章待访录》，一件是张即之写的《汪氏报本庵记》。这两件的破绽，都是从一个某”字上露出来的。
先要谈谈“某”字的意义和它的用法。
“某”是不知道一个人姓名、身份等，或不知一件事物的名称、性质等，找一个代称字，在古代也有用符号“△”的。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说：“今人书某为△，皆以为从俗简便，其实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范宁注曰：邓△地’。陆德明《释文》曰日：不知其国，故云△地，本又作某。’”按：自广义来说，凡字都是符号；自狭义来说，“△”在六书里，无所归属，即说它是“从俗简便”，实在也没什么不可的。况且从校勘的逻辑上讲，陆放翁的话也有所不足。同一种书，有两个版本，甲本此字作A，乙本此字作B。A之与B不同，可能是同一字的异体，也可能是另一字。用法相同的字，未必便算是同一字。但可见唐代以前，这“△”符号，已经流行使用了。
今天见到的唐代虞世南书《汝南公主墓志》草稿中，即把暂时不确知的年月写成“△年△月”以待填补。这卷草稿虽是后人钩摹的，但保存着原来的样式。
又有写作“乙”符号的，有人认为即是“某乙”的简写，其实只是“△”号的略繁写法，如果是“某乙”，那怎么从来没见有将“某甲”写作“甲”的呢？代称字用符号“△”，问题并不大，而“某”字却在后世发生了一些纠葛。
《论语》中“某在斯、某在斯”，是第一人对第二人称第三人的说法。古籍中凡第一身自称作“某”的，都是旁人记述这个人的话。因为古代人常自称已名，没有自用“某”字自作代称的。我们从古代人的书札或撰写的碑铭墓志的拓本中，都随处可以见到。例如苏轼自己称“轼”，朱熹自己称“熹”。
古代子孙口头、笔下都要避上辈的讳，虽有“临文不讳”的说法见于礼经明文，但后世习俗，越避越广，编上辈文集的人，常常把上辈自己书名处，也用“某”字代替。我们如拿文集的书本和其中同一文的碑铭石刻或书札墨迹比观，即不难看到改字的证据。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自己称“某”。我们有时听到俩人谈话，当自指本人时，常说：“我张某人”、“我李某人”，他们确实不是要自讳其名，而是习而不察，成为惯例。
清代诗人王士禛，总不能算不学了吧？但他给林佶有几封书札，是林氏为他写《渔洋精华录》时，商量书写格式的，有一札嘱咐林氏在一处添上他的名字，原札这样写：“钱牧翁先生见赠古诗，题下添注贱名二字。”此下便写出他要求添注的写法是：“古诗一首赠王贻上”一行大字，又在这一行的右下边注两个小字“士○”。如果只看录文的书籍，必然要认为是刻书人避雍正的讳，画上一个圈。谁知即是王士禛自讳其名呢！刑部尚书大官对门生属吏的派头，在这小小一圈中已跃然纸上了。所以宋代田登作郡守，新春放灯三日，所出的告示中不许写“灯”字，去掉“灯”字右半，只写“放火三日”。与此真可谓无独有偶。
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草稿
宋代米芾好随手记录所见古代法书名画，记名画的书，题为《画史》，记法书的书，题为《书史》。
《书史》之外，还有一部记法书的书，叫作《宝章待访录》。这部书早已有刻本。明代末叶一个收藏鉴定家张丑，收到一卷《宝章待访录》的墨迹，他相信是米芾的真迹，因而自号“米庵”这卷墨迹的全文，他全抄录下来，附在他所编著的《清河书画舫》一书之中。这卷墨迹一直传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还在收藏鉴赏家景贤手中。景氏死后，已不知去向。
这卷墨迹，我没见到过，但从张丑抄录的文词看，可以断定是一件伪作。理由是，其中凡米芾提到自己处，都不作“芾”，而作“某”。
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米芾的真迹，凡自称各处，全都作“黻”或“芾”，他记录所见书画的零条札记，流传的有墨迹也有石刻，石刻如《英光堂帖》《群玉堂帖》等等，都没有自己称名作“某”字的。可知这卷墨迹必是出自米氏子孙手所抄。北京图书馆藏米芾之孙米宪所辑《宝晋山林集拾遗》宋刻原本，有写刻米宪自书的序，字体十分肖似他的祖父，比米友仁还像得多，那么安知不是米宪这样手笔所抄的?如果出自米宪诸人，也可算“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了。谁知卷尾还有一行，是：“元祐丙寅八月九日米芾元章撰。”这便坏了，姑先不论元祐丙寅年时他署名用“黻”或用“芾”，即从卷中自避其名，而卷尾忽署名与字这点上看，也是自相矛盾的。
现在还留有一线希望，如果这末行名款与卷中全文不是一手所写，而属后添，那么全卷正文或出自米氏子孙所录，不失为宋人手迹，本无真伪之可言；如果末行名款与正文是一手所写，那便是照着刻本仿效米芾字体，抄录而成，可算彻底伪物了。好事的富人收藏伪物，本是合情合理的，但张丑，景贤，一向被认为是有眼力的鉴赏家，也竟自如此上当受骗，岂非咄咄怪事乎？
启功鉴定为宋画的范宽款《雪景寒林图》
又南宋张即之书《汪氏报本庵记》，载在《石渠宝笈》，刻在《墨妙轩帖》，原迹曾经延光室摄影发售，新中国成立后又影印在《辽宁博物馆藏法书》中。全卷书法，结体用笔，转折顿挫，与张氏其他真迹无不相符，但文中遇到撰文者自称名处，都作“某”。这当然不能是张即之自己撰著的文章了。在1973年以前，张氏一家墓志还没发掘出来时，张氏与汪氏有无亲戚关系，还不知道，无法从文中所述亲戚关系来作考察。看到末尾，署名处作“即之记”三字。记是记载，是撰著文章的用词，与抄、录、书、写的意义不同，那么难道南宋人已有自称为“某”像“我张某人”的情况了吗？这个疑团曾和故友张珩先生谈起。张先生一次到辽宁鉴定书画，回来告诉我，说“即之记”三字是挖嵌在那里的。可能全卷不止这篇，或者文后还有跋语，作伪者把这三个字从旁处移来，嵌在这里，便成了张即之撰文自称为“某”了。究竟文章是谁作的呢？友人徐邦达先生在楼钥的《攻魏集》中找到了，那么这个“某”字原来是楼氏子孙代替“钥”字用的。这一件似真而假，又似假而真的张即之墨迹公案，到此真相才算完全大白了。
还有古画名款问题。在那十年中“征集”到的各地文物，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展出。有一幅宋人画的雪景山水，山头密林丛郁，确是范宽画法拼绢幅，更不是宋以后画所有的。宋人画多半无款，这也是文物鉴赏方面的常识。但这幅画中一棵大树干上不知何时何人写上“臣范宽制”四个字，便成画蛇添足了。
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说得非常明白，范宽名中正，字中（仲）立。性温厚，所以当时人称他为“范宽”。可见宽是他的一个诨号。正如舞台上的包拯，都化装黑脸，小说中便有“包黑”的诨号。有农村说书人讲包拯故事，说到他见皇帝时，自称“臣包黑见驾”，这事早已传为笑谈。有人问我那张范宽画是真是假，我回答是真正宋代范派的画。问者又不满足于“范派”二字，以为分明有款，怎么还有笼统讲的余地？我回答是，如不提到款字，只看作品的风格，我倒可以承认它是范宽，如以款字为根据，那便与“臣包黑见驾”同一逻辑了。
所以在摄影印刷技术没有发达之前，古书画全凭文字记载，称为“著录”。于著名收藏鉴赏家著录的作品，有时声价十倍。其实著录中也不知误收多少伪作品或冤屈了多少好作品。
例如前边所谈的《宝章待访录》，如果看到原件，印证末行款字是否后人妄加，它可能不失为一件宋代米氏后人传录之本；《汪氏报本庵记》如果仅凭《石渠宝复》和《墨妙轩帖》，它便成了伪作；宋人雪景山水，如果有详细著录像《江村销夏录》的体例，也只能录下“臣范宽制”四个款字，倘若原画沉埋，那不但成了一桩古画“冤案”，面且还成了“包黑”之外的又一笑柄。
从这里得到三条经验：古代书画不是一个“真”字或一个“假”字所能概括；“著录”书也在可凭不可凭之间；古书画的鉴定，有许多问题是在书画本身以外的。
原载《文物》1981年第6期
宋代诗人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记了这么一件事：上元节这一天，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按照惯例，都要到省城、县城去观灯。某郡也不例外，官府大书榜文，告知百姓节日期间可随意进城狂欢。不料这榜文贴了出去，却实在让人心惊肉跳：“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还有人敢来看灯吗？事实上“放火”的场面并未出现。过节那三天，省城里满街花灯，游人如织，官府再三提醒人们要小心火烛。要是有人真的胆敢放火，还不被擒拿法办了么？可这“放灯”怎么成了“放火”的呢？
原来新来的郡守大人名叫田登。既然已经是一郡首长了，依照古代“为尊者讳”的原则，田大人的名字可就成了名讳，属下官吏和百姓不能直接说。不仅如此，除了“登”字不能说，跟“登”字同音的字也不能说，什么“灯”“等”“橙”“凳”全在被禁之列。至于“点灯”，正与“田登”谐音，不是更犯了田大人的双重名讳吗？当然更在禁止之列，不许百姓再提。这样一来，元宵节的“点灯”和“放灯”，也就得改叫“点火”和“放火”啦。这一改不要紧，倒是给后人留下一句好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位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田大人从此是大大的有名。
像田大人这样，要人们为其名字避讳的，其实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所谓的“讳”，就是古代帝王、圣人、长官以及家族长辈和尊者的名字。前者算是“国讳”，后者则是“家讳”。避讳，就是人们在作文说话的时候，不能直接书写、称呼这些名字所用的字，通过这种方式，来表明自己尊重和敬畏尊者的态度。既然不能直接书写、称呼那些尊者名字所用过的“高贵的字”，古人写文章时若是“遇上”它们，就只好不写，该写这个字的地方就让它空在那儿，好像文章里开了一扇或好几扇天窗；要不就想办法改写，用一个别的字代替。
改写也有好几种办法：一是跟田大人的手下学习，改用大致同义的字。比如秦始皇嬴政，讳“政”字，凡是要写“正”的地方，就都改成“端”；他的父亲叫子楚，楚国就不能再叫“楚”了，得改称为“荆”（楚和荆，都是灌木的名称）。一是用音近的字。比如汉宣帝叫刘询，那么战国的大思想家荀子，就没法再姓“荀”，只好改姓与“荀”谐音的“孙”字，被称为“孙卿子”。司马炎当上晋朝皇帝了，他的祖父司马懿的名也成了国讳，《蜀书》里就得把张懿改成“张益”。或者把字的读音干脆改了。孔子名丘（qa），这谁不知道？但这是圣人的名讳，又是个常用字。为了避讳，宋代的时候这个字就不读qia，而读成qu（区）；清雍正的时候，则另造了一个“邱”字来代替“丘”，读音同样不读“丘”，而读作qi（期）。
更重要的，这不仅是一种态度而已，更成了中国古代的一项制度。例如“家讳”，本来应该是家族内部的事情，自家人避自家父祖的名讳就罢了。尽量不犯别人的家讳，也为了表示对别人的尊重。但也有过于讲究的。东晋人桓玄，年轻时升任太子洗马，好友王大前来祝贺，在桓玄家里喝酒。王大嫌酒太凉，三番五次对侍者大叫“取温酒来！”不料刚才还因升官而喜气洋洋的桓玄，立刻痛哭流涕，连嗓子都哭哑了。王大莫名其妙，准备告辞离开，谁知桓玄擦干眼泪，说：“这是我的家讳，跟你喝酒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桓玄的父亲叫桓温，王大屡屡大叫“温酒”，其实是犯了人家的家讳。正因为当时人讲究“家讳”，人际交往的时候就要特别当心，还是别触他人的“霉头”为好。据说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南朝刘宋的王弘，就能够“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一时传为美谈。足见他在这方面下的工夫之深。
可是到了唐代，政府甚至明文规定，居官任职也要避“家讳”，也就是说府号官称犯了家讳的，应该申请调任它官。这样一来，许多官吏因为祖宗讳的原因，不做某官、不任某职的事常常发生。例如韦聿被提升为秘书郎，可是他的父亲名责（今读b1），“秘”“贲”同音，他只能请求改任他官。冯宿被调任华州刺史，可是为了不犯家讳（他的父亲名子华），他也无法就任。早已诗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李贺想考进士，可是有人说他的父亲名叫李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为避家讳，李贺不应该参加进士考试。这样一来，就因为爷爷为儿子取名不慎，就堵住了自己的孙儿求取功名的道路。这些例子并不仅仅是出于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因为当时的制度规定，如果贪官犯讳，要被处一年的有期徒刑。
对于“国讳”，要求更是严格。这是国家权力强令全体臣民必须为之避讳的。如果有人不小心使用了这些“最高贵”的字眼，小则罢官归田，大则杀头灭族。比如宋代的避讳是很严的，以前朝代只避七世先帝之讳，宋代却规定所有先帝的名讳都要避，而且如果帝王的名字是两个字，那么这两个字都要避讳。这样一限制，要避免使用的字就实在太多，难免有记不周全的时候。据说科举考试中，不论辞章写得如何美妙，才华如何横溢，就是由于不小心什么地方忘了讳字，无功而返、跟功名无缘的人还不在少数呢。但真正要命的避讳还不是在宋代。虽然宋代避讳严，但总还算“有章可循”，多少代帝王的名字，读书人只要下点功夫多记死记，也还能够记得住，避得开。
而且宋代皇帝的名字多用冷僻字，像“吴”（宋太宗）、“估”（宋徽宗）、“奋”（宋孝宗）、“崔”（宋度宗）、“属”（宋恭帝）、“罡”（宋端宗）等，这无疑还给人们了一点方便。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人都知道，痢痢头是不愿人说“痢”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的，而鲁迅笔下的阿Q“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他这后来的许多忌讳，一个普通人怎么猜得到？明、清两代皇帝，虽不是阿Q那般轻贱的角色，但他们坐上龙庭宝座时，多少也有点不自信。
越不自信，越担心人家指桑骂槐；心里的鬼道道越多，就越是疑神疑鬼。名字自然在被讳之列，除此之外呢？拿明太祖朱元璋来说，从小家境贫寒，当过和尚，后来从农民军中起家，终于夺取天下。可是等登基即位，由布衣成了天子之后，过往的历史就成了任谁也不许提及的“禁区”。“僧”，自然是说不得了；“生”，也不许说。“光”，是讥讽他当和尚时剃过的光头？“则”和“贼”同音，是骂他参加农民军，做过“反贼”吗？有人写首《谢恩诗》，里面有“殊域”一词。太祖虽然识字少，倒也认得这个“殊”字可以拆成“歹”和“朱”。“朱”是国姓，“歹”是坏的意思，这“歹朱”“歹朱”的，岂非在斥骂大明皇帝？该杀！——遇上这样的“测字先生”，天下的读书人都可以休矣！
大清帝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夜间暴得富贵起来，却对自己的出身耿耿于怀：“戎”“狄”“蛮”“夷”，不许再提，“胡”啊“虏”啊，也禁止使用。诗文笔记本来是私人性质的著述，雍正、乾隆二世却也列在禁用讳字的范围。一旦发现诗文中对皇帝的名字或庙号没有敬避的，统统视作“大逆不道”，下狱治你个死罪。——这做诗原先就讲究平仄用字、押韵用字，做首好诗，选字本不容易。现在又加上这许多字不敢用，不能用，用了便是个死罪。碰上这等“书报检察官”，文人们想必痛悔，不如当初不会做诗写字呢。
避讳不仅在当时把写书人整得够呛，避不胜避，而且后代读书的人也被弄得如坠云里。如果古人是以空格、缺笔来避讳的还容易分辨，可是古人还常常为了避讳改字呐，改来改去，读书人一不小心，就会糊涂。比如宋人文彦博原先姓敬——五代的时候，他的曾祖父避后晋高祖石敬塘的讳，改姓文，等到了后汉，改回敬姓。可是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叫赵敬，文彦博的祖父只好又改作文姓。
再比如，东晋孙盛写过一本记录晋朝历史的史书题名为《晋阳秋》；在唐代，记年的干支中出现了“景子”“景午”，先秦古籍的目录中，一本题名《系本》的书赫然在目；宋人把唐太宗的贞观年号称为“真观”或“正观”。如果不了解有避讳这回事，哪里能知道这姓敬的和姓文的，原来是一家人呢？哪里又能知道《晋阳秋》原来题名《晋春秋》，“春”改“阳”，是为了避晋简文帝母郑太后（名春）的名讳；“景子”“景午”原来就是“丙子”和“丙午”，是避唐高祖李渊父亲李晒的讳；《世本》改《系本》，是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而贞观年号被宋人改了，是避宋仁宗赵祯的讳啊。
好在避讳成了历史。虽然给今天的人造成点麻烦，但因为它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避讳要求，也还可以帮助今天的人鉴别古书、文物的年代和真假。也真是庆幸避讳成了历史。汉字卸掉了本不该承担的尊卑色彩，在今人的笔下，更自由地组成一篇篇曼妙的篇章。
跟着古早的一个动画栏目《成语故事廊》，重新学习了三个成语。
第一个是“盲人瞎马”，有几个人聚在一起，讨论怎样的处境才最危险？
结论为，什么都看不到的盲人，骑着什么都看不到的瞎马，半夜三更掉入了悬崖之下，是非常凶险的情况。
《道德经》有“五色令人目盲”之说，睁眼看得见的人，其实也会出现“夜盲”的症状。
盲目，不仅指眼，心神的盲目，诱发向一条错路进发不回头的错觉。
盲目的人，本是要依赖指路的马来认路，可这个附加的媒介，如果也盲目，那大家只能一路走到黑了。
第二个成语，是众所周知的“州官放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使人怀古兴叹。
郡守之长官，名作田登，他的名字里有一个“登”字，他忌讳与此发音相近的谐音词，谁敢胡说八道，直接三十大板。
莺歌燕舞的宴会上，突然四周阴暗了下去，掌灯者询问田登是否添灯，田登一听，瞬间雷霆震怒。
在他面前，怎么能提“deng”呢，他对这个音的敏感，让众人目瞪口呆，觉得他的心胸特别狭窄。
元宵节将至，民间按例要点花灯庆祝，但这好巧不巧，又犯了田登的名讳。
绕不过这敏感神经的一关，昭示的公告就必须更换，“放灯”不行吧，便硬生生变成“放火”。
啼笑皆非的告示上，写着“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以庆元宵”。
看到三竖行字的民众，吓得连夜出城，热闹的节日，城内却空荡无人。
其实也没必要逃嘛，在家烧火开锅，煮汤圆不是更惬意吗？
名讳的禁忌，如果不加以阻止与规范，实在有点百无禁忌啊！
第三个复习的成语，是“引狼入室”。
养狗养腻了的财主，抱回家两只狼崽，他以为狼和狗一样，非常容易驯养。
忠诚的狗，被当成丧门星一样，绑在树边。
它们的主人根本分不清好赖，为了养连人都吃的狼，虐待着忠心不二的犬。
等养大的狼把鸡笼的鸡全吃光，转而要去吃它们的主人，土财主才在惊愕中，意识到自己犯下了致命的错。
如若不是狗崩开绑着它们的绳子，舍命救主，财主哪有命可活，引狼入室的他，日后定要以此为鉴啊。
除夕守岁，正月拜年，热闹在渐渐地散去，正月十五元宵节可以说是为热闹的年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大街上的跑旱船、踩高跷、舞狮子、闹花灯、扭秧歌、玩龙灯属于农村人自发的娱乐活动。城市里自有城市的乐趣，庙会、 美食、灯展、猜灯谜、文艺表演，元宵节摇身变成情人节、狂欢节。
【元宵节特稿】
哟嗨，原来元宵节有恁多喜怒哀乐的故事
文‖俎姜华 图‖网络
而今，农民工要在正月初五之后就要计算自己的行程，今年要到哪里谋生，所以元宵节就往往成为自己在异乡的第一个节日，与古人相比，我们似乎少了一份从容，节日越热闹，越难激起他们的欢悦，反倒更容易触及他们的伤感。
正月十五之前都是年，元宵节过后，每个人都要去找自己的活计。从这个角度看，元宵节是属于孩子、学生和老人的。对于奔波的要背负一家重担的成年人来说，元宵节不属于自己。
元宵节最浪漫的人
追溯历史，元宵节的由来版本颇多。其中一个是汉代吕氏之乱在正月十五被周勃平定之后，汉文帝为了庆祝此事，每年的正月十五之夜，必出宫游玩，与民同乐。正月又称元月，宵即是夜，汉文帝就把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
元宵节是浪漫的。宋代欧阳修《元夕》诗云：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人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除了汉文帝，据说汉武帝与元宵节也有关系。东方朔在冬天的皇宫里遇到了一个叫元宵的宫女，听说了她悲惨的身世之后，决定帮她一把，让她与家人团聚。于是他就在长安城制造谎言，说正月十五前后长安城会有火灾，“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
汉武帝问东方朔怎么平息，东方朔建议说火神君喜欢吃汤圆，不如让元宵做汤圆，敬奉火神，并在正月十五挂上花灯，放爆竹烟火，这样就能瞒过天神了……
故事的结局自然是皆大欢喜。元宵与家人团聚，人们也把汤圆叫做元宵。其实，汤圆到宋朝才出现，但人们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也把机智、幽默的东方朔当做元宵节最浪漫的人。
破镜重圆：元宵节的热闹与美满
元宵节是热闹的。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里咏道：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灯树千关照，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元宵节也意味着团圆美满。隋灭南陈时，南陈的乐昌公主与丈夫打破一面铜镜，相约以后相见以此为凭。他们还相约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卖镜于市，以探访对方消息。乐昌公主被皇帝赐给了杨素，杨素对乐昌公主也是百般宠爱。
徐德言在街上见到有人在叫卖那面熟悉的半片铜镜，因为要价太高而无人问津。徐德言就题诗于镜：
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
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
杨素闻知此事后，深受感动，让两人得以团圆。这就是破镜重圆的典故，杨素也成为“成人之美者”。
欢迎元宵节：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
元宵节是欢乐的。唐代的崔液《上元夜》说：“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宋代贾似道在扬州做官时，他的门客集唐人诗句做灯联：“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贾似道也为此成为第一个制作灯联的人。
据说王安石进京赶考，在路上过元宵节，见有人在家门前高悬走马灯出队招亲，“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一时没有对出，就暗暗记在心里。
到了京城，考官出联：“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正好以前联应对，被取为进士。返乡途中，听说招亲联仍然无人对出，便以考官回联应对，又被招为快婿。如此巧合，让王安石成就了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两件人生喜事。
繁华元宵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元宵节是繁华的。元好问在《京都元夕》里写道：“炫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但繁华之处也不尽是欢乐。
田登做了郡守，很看重自己的名字，一旦下属不慎说出自己的名字，就要被鞭打，于是举州皆言灯为“火”。上元节放灯，下属就在闹市上书榜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由来。
多情元宵节里的残忍
元宵节是多情的。辛弃疾在《元夕》中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元宵节也并不都是美好。
有一年南京人出灯谜，在一条巷子里有人出了个画谜，画上一个赤脚妇人抱了个大西瓜，谜目要猜本地一句俗语。谜底是“淮西妇人好大脚”。这是南京人嘲笑安徽女人的一句俗语。
谁料当时微服私访的朱元璋刚好从此路过，以为是讥讽皇后马氏。因为马皇后是淮西人，并且刚好长了一双大脚。朱元璋第二天就派兵把整条巷子的人全杀光了，朱元璋也成了“元宵节最残忍的皇帝”。
元宵节里的“袁消”故事
元宵节是青春的。唐寅曾在《元宵》里写道：“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但青春的岁月里也有故事。
当年的袁世凯复辟后，听到有人喊元宵，就想到“元宵”谐音“袁消”，就在1913年元宵节前，把“元宵”改成“汤圆”，后来又想“汤圆”谐音“汤袁”，成了“汤煮袁世凯”，于是又改成“汤团”。当时有歌谣：“大总统，洪宪年，元宵改名叫汤圆；明年元宵后，谁还叫汤团”？后来有人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诗吟圆子溯前朝，蒸化煮时水上漂。洪宪元年使禁令，沿街不许喊元宵。”
名著里的元宵节
元宵节与名著也有关联。《水浒传》里有三个与元宵节有关的故事。33回“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66回“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72回“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似乎热闹的元宵节总与打打杀杀有关。
而《三国演义》的元宵节则是悲惨的，69回“卜周易管辂知机，讨汉贼五臣死节”中，耿纪五人计划在元宵佳节起兵讨伐曹操，因势孤力力单，最终事败，并连累三百多名官员，元宵节一时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西游记》里记述了天竺国的元宵节。在91回“金平府元夜观灯，玄英洞唐僧供状”中，唐僧师徒进城观灯，结果玄英洞的三个妖怪将唐僧摄入洞中，孙悟空三人与三个妖精进行数次大战，并搬来了二十八星宿的四木禽星来助战，最终救出了唐僧，继续西行。
《红楼梦》中的第1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第18回“林黛玉误剪香囊袋，贾元春归省庆元宵”，第53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重开宴”，第54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里面对元宵节都有精彩的描写。在54回里，凤姐为讨好贾母，一连说了两个“过正月半”的笑话，说完笑话，凤姐说：“咱们也该聋子放炮散了吧。”这与第一回癞头僧所念的“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前后呼应。贾府由“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世，走向“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衰败。
传统节日大都是关门阖家团聚，而元宵节是走出来参与社会活动。我们都是元宵节的主角。只要有人在，节日的庆典就会延续下去，今天重温元宵节，我们更能理解节日的本质和文化的意义，更能体会到我们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
1、本文由
2、文图无关。文中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摄影者或原制
3、“老家许昌”版权作品，转载或投稿请发邮件至hnxc126@126.com 。
爱许昌老家，看“老家许昌”。 老家许昌，情怀、温度、味道！
本文为头条号
除夕守岁，正月拜年，热闹在渐渐地散去，正月十五元宵节可以说是为热闹的年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大街上的跑旱船、踩高跷、舞狮子、闹花灯、扭秧歌、玩龙灯属于农村人自发的娱乐活动。城市里自有城市的乐趣，庙会、 美食、灯展、猜灯谜、文艺表演，元宵节摇身变成情人节、狂欢节。
【元宵节特稿】
哟嗨，原来元宵节有恁多喜怒哀乐的故事
文‖俎姜华 图‖网络
而今，农民工要在正月初五之后就要计算自己的行程，今年要到哪里谋生，所以元宵节就往往成为自己在异乡的第一个节日，与古人相比，我们似乎少了一份从容，节日越热闹，越难激起他们的欢悦，反倒更容易触及他们的伤感。
正月十五之前都是年，元宵节过后，每个人都要去找自己的活计。从这个角度看，元宵节是属于孩子、学生和老人的。对于奔波的要背负一家重担的成年人来说，元宵节不属于自己。
元宵节最浪漫的人
追溯历史，元宵节的由来版本颇多。其中一个是汉代吕氏之乱在正月十五被周勃平定之后，汉文帝为了庆祝此事，每年的正月十五之夜，必出宫游玩，与民同乐。正月又称元月，宵即是夜，汉文帝就把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
元宵节是浪漫的。宋代欧阳修《元夕》诗云：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人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除了汉文帝，据说汉武帝与元宵节也有关系。东方朔在冬天的皇宫里遇到了一个叫元宵的宫女，听说了她悲惨的身世之后，决定帮她一把，让她与家人团聚。于是他就在长安城制造谎言，说正月十五前后长安城会有火灾，“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
汉武帝问东方朔怎么平息，东方朔建议说火神君喜欢吃汤圆，不如让元宵做汤圆，敬奉火神，并在正月十五挂上花灯，放爆竹烟火，这样就能瞒过天神了……
故事的结局自然是皆大欢喜。元宵与家人团聚，人们也把汤圆叫做元宵。其实，汤圆到宋朝才出现，但人们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也把机智、幽默的东方朔当做元宵节最浪漫的人。
破镜重圆：元宵节的热闹与美满
元宵节是热闹的。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里咏道：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灯树千关照，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元宵节也意味着团圆美满。隋灭南陈时，南陈的乐昌公主与丈夫打破一面铜镜，相约以后相见以此为凭。他们还相约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卖镜于市，以探访对方消息。乐昌公主被皇帝赐给了杨素，杨素对乐昌公主也是百般宠爱。
徐德言在街上见到有人在叫卖那面熟悉的半片铜镜，因为要价太高而无人问津。徐德言就题诗于镜：
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
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
杨素闻知此事后，深受感动，让两人得以团圆。这就是破镜重圆的典故，杨素也成为“成人之美者”。
欢迎元宵节：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
元宵节是欢乐的。唐代的崔液《上元夜》说：“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宋代贾似道在扬州做官时，他的门客集唐人诗句做灯联：“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贾似道也为此成为第一个制作灯联的人。
据说王安石进京赶考，在路上过元宵节，见有人在家门前高悬走马灯出队招亲，“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一时没有对出，就暗暗记在心里。
到了京城，考官出联：“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正好以前联应对，被取为进士。返乡途中，听说招亲联仍然无人对出，便以考官回联应对，又被招为快婿。如此巧合，让王安石成就了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两件人生喜事。
繁华元宵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元宵节是繁华的。元好问在《京都元夕》里写道：“炫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但繁华之处也不尽是欢乐。
田登做了郡守，很看重自己的名字，一旦下属不慎说出自己的名字，就要被鞭打，于是举州皆言灯为“火”。上元节放灯，下属就在闹市上书榜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由来。
多情元宵节里的残忍
元宵节是多情的。辛弃疾在《元夕》中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元宵节也并不都是美好。
有一年南京人出灯谜，在一条巷子里有人出了个画谜，画上一个赤脚妇人抱了个大西瓜，谜目要猜本地一句俗语。谜底是“淮西妇人好大脚”。这是南京人嘲笑安徽女人的一句俗语。
谁料当时微服私访的朱元璋刚好从此路过，以为是讥讽皇后马氏。因为马皇后是淮西人，并且刚好长了一双大脚。朱元璋第二天就派兵把整条巷子的人全杀光了，朱元璋也成了“元宵节最残忍的皇帝”。
元宵节里的“袁消”故事
元宵节是青春的。唐寅曾在《元宵》里写道：“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但青春的岁月里也有故事。
当年的袁世凯复辟后，听到有人喊元宵，就想到“元宵”谐音“袁消”，就在1913年元宵节前，把“元宵”改成“汤圆”，后来又想“汤圆”谐音“汤袁”，成了“汤煮袁世凯”，于是又改成“汤团”。当时有歌谣：“大总统，洪宪年，元宵改名叫汤圆；明年元宵后，谁还叫汤团”？后来有人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诗吟圆子溯前朝，蒸化煮时水上漂。洪宪元年使禁令，沿街不许喊元宵。”
名著里的元宵节
元宵节与名著也有关联。《水浒传》里有三个与元宵节有关的故事。33回“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66回“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72回“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似乎热闹的元宵节总与打打杀杀有关。
而《三国演义》的元宵节则是悲惨的，69回“卜周易管辂知机，讨汉贼五臣死节”中，耿纪五人计划在元宵佳节起兵讨伐曹操，因势孤力力单，最终事败，并连累三百多名官员，元宵节一时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西游记》里记述了天竺国的元宵节。在91回“金平府元夜观灯，玄英洞唐僧供状”中，唐僧师徒进城观灯，结果玄英洞的三个妖怪将唐僧摄入洞中，孙悟空三人与三个妖精进行数次大战，并搬来了二十八星宿的四木禽星来助战，最终救出了唐僧，继续西行。
《红楼梦》中的第1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第18回“林黛玉误剪香囊袋，贾元春归省庆元宵”，第53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重开宴”，第54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里面对元宵节都有精彩的描写。在54回里，凤姐为讨好贾母，一连说了两个“过正月半”的笑话，说完笑话，凤姐说：“咱们也该聋子放炮散了吧。”这与第一回癞头僧所念的“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前后呼应。贾府由“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世，走向“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衰败。
传统节日大都是关门阖家团聚，而元宵节是走出来参与社会活动。我们都是元宵节的主角。只要有人在，节日的庆典就会延续下去，今天重温元宵节，我们更能理解节日的本质和文化的意义，更能体会到我们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
1、本文由
2、文图无关。文中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摄影者或原制
3、“老家许昌”版权作品，转载或投稿请发邮件至hnxc126@126.com 。
爱许昌老家，看“老家许昌”。 老家许昌，情怀、温度、味道！
本文为头条号
田登为郡守的文言文翻译（田登作郡文言文注释）
【本文标题和网址】田登为郡守的文言文翻译和原文(田登为郡守的文言文翻译) http://www.cqlxdl.com/news/102743.html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5月04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