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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张有点模糊的初中毕业照
下面这张初中毕业照是1973年元月时拍摄的，由于已经在小学和初中混了七年半，我们的年龄一般都已是十四五岁了。由于时间已经跨过了48年，照相的硬件和软件都比较差，所以比较模糊。但不管怎样，仍然能够从中看出我们这群娃娃多少都有点营养不良的样子，衣着更是地地道道的“土八路”的混乱服装，就是我们老师的表面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照片中的大人小孩可能还没有现在的中东难民穿得好、吃得好。要知道那时的我们也是县城里的初中生，老师们也是县城里的中产阶级，管中窥豹，可以想象当时国家的经济还是比较困难和落后的。
照片中的背景正是我们的教室，是一排建设在一个高坡上的几间简易平房，既然我们的衣着都是如此，教室也肯定不怎么好。虽然教室内也算得上“窗明几净”，宽大的窗户也都是玻璃的，墙壁上也用白色石灰覆盖了一层，但教室的地板还是土面，我们每天放后轮流打扫教室时，纸屑都会打扫得干干净净，同时桌椅的表面和扫地同学的脸上，也会覆盖一层泥土灰尘，天知道我们当时是不是在搞卫生。又由于教室的天花是用篾席钉上去的，虽然看不到屋顶的瓦片，但当老鼠在上面奔跑时，下面坐着上课的我们可就不好受了，因为从篾席的缝中掉下来的小渣子像下雪一样。
再看看我们站在上面的这个用砖头建起来的十七八级阶梯，就知道这个高坡上的教室与下面专供学生活动的操场有多大的“高差”了。其实，学生操场的前面还有一排非常漂亮的原来是机关专用的房间，这排房间的中央是一个有点气派的门洞，被当作校园进出的大门，在这个大门的门墙里面的左右两边各开了一扇门，那实际上是两位老师的住房。进门左边的是方老师，教我们《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的中年女老师，可能是我的这两门课程较好，方老师对我一直都是“刮目相看”。右边住的那位老师我没有印象了，可能是这位老师没有教过我们。
照片中的孩子一共有49位同学，说明我们这个班级还是比较大的。由于我们是这所“五里牌机关子弟学校”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校领导和老师基本上都参加了。初二毕业班只有我们这个班，初一班级好像只有两个班，全校老师可能不到十位，校长是照片中坐在第二排左边的王校长，他实际上是县里某个公司调来的干部。照片中第二排左三是我们两年中的班主任和教数学的刘老师、右三是教语文的黄老师、右二是教英语的周老师、右一是教《工基》和《农基》的方老师，她们中既有从各大公司抽调来的，应该是当时各大公司中的文化人，也有毕业于师范学校的老教师。
显然，“五里牌机关子弟学校”也是一所我们进入时，才急急忙忙专门为我们这批刚刚小学毕业的学生，临时组建立起来的一所初中学校，学生主要来自五里居委会小学、五里搬运社小学，及长安等地转来的小学毕业生，属于五里牌镇各大机关、公司和居委会子弟，所以叫机关子弟学校。原来五里牌居委会、搬运社和各大机的几十个子弟，在小学毕业后都面临着无学可升的“窘境”，教育部门的领导不得不在“仓促”中，联合五里牌各机关一起，临时组建了这所初中学校。因此，与五年前的五里牌居委会小学一样，我们这个初中班级也是五里牌机关子弟学校的第一个初中班级。
虽然是仓促上马，但师资问题好解决，既可以从各大公司直接抽调，五里牌搬运社小学也有在教的毕业于师范的公办老师。但教室就得临时借用了，因为建校是一件大事，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加之学校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也只有一个班级，所以领导就将我们这个首届初中班，临时安排在手工业联社另一处工作区域中，一间较大的房间里，班主任刘老师也住在我们班级的隔壁。毕业于师范的刘老师，同样带着一个约二岁的小孩，一切都与五里牌居委会小学的首届小学班一样，不同的是，刘老师是正规公办老师，她爱人还是城关镇镇长。都是临时建校，但差别还是蛮大的。
仅仅只从政治上看，这个差别就蛮吓人的。虽然我们这届学校的首届初中毕业生只有五十来人，离开学校时的团员就有三十多位，以至于我们整班升学到高中的县五七学校时，班主任方老师第一天接手时就吓着了，并对我们说：你们班真的有如此优秀吗，一个班级的团员数竟有如此之多。原来初中班主任刘老师的爱人是城关镇的最高领导，刘老师要谁入团只是一句话那么容易。当然，我并不是这三十多人中的一员，我是我们初中毕业班中没有入团的十几个学生之一，因为我姐姐不认识刘老师。幸运的是，我是恢复高考后，我们班五十多人中唯一考取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学生。
下面照片中背后的房间就是我们在初中一年级时借用的那间临时教室，这一借就是一年两个学期，直到初二的一年一期时，才搬到已经有了两个年级和多个班级的正式新建的五里机关子弟学校同。从照片中看到，教室窗口玻璃有些破损，但教室整体还是不错，地板是水泥面，但教室外面的活动区不大，除我们坐在这里的空地外，再就是教室的后面。照片的内容是请贫下中农给我们学生讲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回忆旧社会的苦难，从而牢记新社会来之不易，一定要绷紧头脑中的那根弦。可以看出，作为政治课，学校还是比较重视的，不仅学生参加了，校长和部分老师也参加了，不仅只有十二三岁的初中一年的级学生有那么认真，校长和老师也非常严肃。
1971年下学期在教室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刘老师教了我们两年的初中数学，也当了我们两年的班主任，两年中是与我朝夕相处最密切的人，所以对刘老师的许多习惯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刘老师对于我们的管理非常严格，也非常认真，这也是数学老师的职业习惯。因为是班主任，学生在学校学习和玩耍方面，事无巨细刘老师都要关注管理，容不得学生有半点不合规的“出格出轨”，嘴巴还比较“毒辣”。由于我的个性较强，碰到不正确的问题喜欢争论，就是刘老师上课做数学习题时出了点错，我也会指出来，甚至会与她争论。这时的刘老师会咬牙切齿地用她的专属语句来批评我：张长青你就是死蛤蟆争出尿来。
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可以说是一群鬼见了也讨厌的孩子。另外，学校不大，同学不多，天天就是同班同学在一起，课前课后，甚至是课中也会打打闹闹，甚至耍点小聪明，在班里做一些坏事。尤其是做作业时经常出错，有时还是在老师更正后又出现同样的错误。碰到这些情况，刘老师都会批评，可是批评过后的学生中并没有几个长记性的，重犯率很高，就像十七八个葫芦，按下这个，那个又冒出来了。这时的刘老师往往非常生气，并拿出她经典的语录：你们是油抹布，打不湿，捏不干。
刘老师不愧是真正的科班出身，像这样的刘氏专属联珠妙语还有很多，在我的两年初中学习中，可以经常在课堂课中听到。听多了，也就成了自己的口头禅。
由于初一时我们的教室与刘老师的住房比邻，其他老师上完课后就直接走人，刘老师是班主任，又住在教室旁，所以她总是忙了班级忙家里，工作生活都比较辛苦。班里有一位勤快会做事的李同学，经常主动为刘老师做一点家务，带带小孩，刘老师很欣赏他。初中阶段的1971年元月到1973年元月间，正在广泛宣传从火车轮下救出了几位小朋友，并为之献出了一只手和一条腿的小英雄戴碧蓉的光荣事迹。受此启发后，李同学也将自己曾经救下了一个在铁路上玩耍的小朋友的情况写成了一篇心得交了上去，为此刘老师专门将他树立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标兵。
后来毛主席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全国各级地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深挖洞”群众运动。在五里牌镇的防空洞工程中，要数五里牌居委会做得最好，我还与所有居民一起参加了一次防空演习，在防空洞里与居民们一起生活了半天，发现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虽然防空洞是居委会专门组织专家设计挖掘的，但学校认为我们学生也得参加这项政治运动，必须亲自挖掘。开始时我们与工程人员一起开挖，结果不仅没有帮上忙，简直是在给工程添乱，在帮倒忙，严重影响了工程人员的正常挖掘工作，影响了进度。不久，我们便被请了出去，不要我们添乱了。
为了表示我们学生的诚意，刘老师又与居委会领导商量后，在同一座山包的边缘处专门为我们学生安排了一处高坡，任由我们自己去挖掘。这一下，我们来劲了，几十个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在没有任何技术指导下，在较浅的表层下面挖了数天，也横向挖出了一个一米多的深洞，结果在被工程技术人员发现后及时制止了，他们认为我们学生是在拿安全开玩笑的。就这样，前后经过一到二周的由我们全班五十多位同学共同参加的防空洞工程，在龙头蛇尾中草草收场了。虽然如此，刘老师仍然不忘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还是在班里评出了杨同学是深挖洞的劳动模范和技术标兵。
在我的初中学习阶段，政治学习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他课程的学习，面对我们这群只有十三四岁的娃娃，刘老师上课时，动不动就给我们上纲上线，拿“政治”大棒来打压我们。我就被刘老师在课堂上，多次批评“不突出政治”。幸亏我还是小孩，也不知道这个“不突出政治”到底有多严重，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够“突出政治”。幸好校长是位慈祥可亲的好人，大会上从来没有批评过学生，更没有将刘老师对学生的批评当回事。不过，正是因为头上有这顶“不突出政治”的帽子，两年中班里多次组织同学入团，却始终与我无缘，因为我“不突出政治”。
在我的两年初中生活中，学习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要说有的话就只有开办家庭课外学习班了。由于课本内容简单，老师教学也普遍松懈，但刘老师还是要求我们自发组织课外辅导学习小组，在周六和周日时加强校外学习。我们这个校外辅导小组的成员是一群关系较为密切的十多位同学，大家轮流在各自的家里主办。虽然是补习，但上课时我们都很认真，被临时指定的几位同学当老师，上课时也是那样的装模作样，就像是真正在课堂上。但因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开始时还有些好奇心和新鲜感，坚持了好几周后，等到新鲜感和好奇心没有了，辅导班也就停止了。
1973年元月的某一天，刘老师宣布，几天后县五七学校的老师，将会拿试卷来我校组织升学考试，课目有政治、数学、语言和理化，刘老师要求我们赶紧复习，一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就炸开了锅，班里一片哗然，这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
第一堂考试是政治。我们刚刚坐下来，就见一位年龄约有五十开外、戴有一付近视眼镜的男老师，手里拿着一叠试卷走进了教室，同学们一下子安静下来了。在宣布考试开始后，我紧张地拿起试卷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就开始认真地做了起来。
我坐在最右边的第一个座位，前面是教室门，监考老师站在门边。一段时间后，后桌的同学拉了一下我的后衣低声说一字不会写，开始我没有理他，过了一会儿他又拉我的衣，我便转过身去在草纸上写了这个字。当我转过身来时，监考老师已经在我的试卷上用红笔打了一个叉，我当时就傻眼了，在解释无望后竟然哭了起来。
第二堂考试是数学。当试卷发到手中后，一看到考题我心里不由得一喜，迅速地将试卷全部做完，一看时间还比较早，在认真检查了一遍后便第一个上交了考卷，等监考老师认真看完试卷并确定后，我便神气十足、昂首挺胸地走出了教室。
1973年元月初中毕业照(我在第四排右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