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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于继增
今年是瞿秋白诞辰120周年。1935年，年仅36岁的瞿秋白慷慨赴死，他义薄云天的英雄壮举，理应牢牢镌刻在共和国的烈士纪念碑上。然而历史的长河却一度冲走了他头上的光环，“叛徒”的罪名使他长期蒙受冤屈。这一切，皆因他就义前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
碧血染红了草地
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福建党组织非常关切，曾多方设法打听他的安危问题。瞿秋白借通报“病情”给在上海的爱人杨之华写信，暗示了自己的被捕。随即鲁迅、陈望道、杨之华等发起公开营救活动，中共中央也实施了营救，但均未成功。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国民政府会议上当面向蒋介石求情，也遭到拒绝。蒋介石说:“瞿秋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最好还是让其自首投降。”遂电令驻福建长汀的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降，瞿对宋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见劝降不成，蒋介石于6月2日从武汉行营给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第11军军长蒋鼎文发去密电:“寒已发电悉。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同时布置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但此令未立即执行，因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又指派特工总部行动科的王杰夫、陈建中从南京专程赶到长汀，使尽各种手段进行劝降。他们对瞿秋白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关去担任翻译即可，瞿秋白断然回答：“我青年时期已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无从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前途的光明。”瞿秋白还列举大量事实，向他们宣传中央苏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成果，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污蔑。6月14日瞿秋白在他们来“辞行”时说:“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第二天这两人灰溜溜地返回了南京。陈立夫非常恼火，立即给在武汉的蒋介石发电报，说劝降为瞿所拒，瞿不可挽救，宜速对其处极刑。6月17日中午，蒋介石又直接给宋希濂发出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第11军军长蒋鼎文、管辖长汀的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也连电催促执行。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1935年6月18日。
据当时天津《大公报》一篇署名“平”的《瞿秋白毕命记》报道说，上午8时，“记者为好奇心所驱使，趋前扣询，至其卧室，见瞿正大挥毫笔”，书写的是“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这天瞿秋白就义前，先到该县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照完相，在国民党36师特务连100多名士兵刀枪环布之下，瞿秋白漫步走向两华里外的罗汉岭刑场。一路上，他泰然自若，手夹香烟，向沿途围观的百姓微笑告别。瞿秋白用俄语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唱着《红军之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面无惧色。到达刑场后，见备有“小菜四碟，美酒一瓮”，便邀一个监刑的军法处长对饮，彼不理会，就自斟自饮起来。这处长说:“如果杀尽了共产党，革命便可成功了。”瞿答:“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人，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说完，他走到一块草坪上，面北盘膝安坐，向着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开枪吧!”
◆就义前的瞿秋白。
烈士的碧血染红了草地……
宋希濂向上司发去电报:“瞿匪秋白已于本日上午十时遵令执行枪决。除将该匪照片及处理经过各情另外呈报外，谨先电闻。职宋希濂叩。”
英雄的壮举震惊了世界。陈云、李立三、王明等发表文章，怀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战士;共产国际及日、英、美、德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纷纷致电，悼念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正在乌克兰参加夏令营的瞿独伊，从国际儿童院的同学手中抢过了一张《真理报》，上面赫然登着父亲的一幅半身照片，再一看，竟是父亲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牺牲的消息。她哭得休克过去，她不懂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父亲为何牺牲，只知道她的“好爸爸从此没有了”。鲁迅先生得知他的“知己朋友”瞿秋白遇害的消息后，“木然呆坐，低头不语”。随后抱病编印了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他对冯雪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并将出版的这本书转交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6年6月20日的《救国时报》第37期以整版篇幅发表文章，纪念瞿秋白殉难一周年。
《多余的话》并不“多余”
瞿秋白服刑前曾写了一篇“肺腑之言”——《多余的话》;然而人们并没有能够真正读懂它，以至引起颇多误解和争议。
尽管瞿秋白写完《多余的话》后，曾在1935年5月28日给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了他在狱中的最后一封信:“历史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一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但事实上，在瞿秋白牺牲后，这篇材料还是没有免除人们的诸多“猜测和推想”。
《多余的话》部分内容最早发表于1935年8月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第12卷;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上海《逸经》半月刊第25、26、27期全文刊载。此后日本、香港的报刊亦有转载。在有些人看来，这篇《多余的话》乃是共产党“高干”的一份“反省书”，所以他们给予积极的披露。而共产党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篇东西是敌人“伪造的”，他不大可能写出这样“消沉”的文章。郑振铎当时就通过关系到《逸经》杂志社查阅《多余的话》底稿，只见到一个手抄本，而未见瞿秋白的手迹。而1938年在武汉时，柳亚子向周恩来报告说，他得到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可能有假，现保存在女儿柳无垢处，请示如何处理。周当时答:“既然是假的，何必重视呢？既然是真，又何必处理呢？”周恩来后来(1964年6月)在一次中央书记会议上说，抗战初期曾有人问我们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手稿），但是我们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现在了解，瞿秋白确实写过这篇文章。
◆《多余的话》
丁玲1955年证实，在延安时张闻天同她谈起过《多余的话》时说:“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伪造的”，丁玲本人也说“《多余的话》肯定是假的，造谣专家多得很”。后来陆定一也回忆说:“我在延安当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辞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但瞿秋白的文风又为大家所熟悉，文中所谈的经历和事件也都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东西究竟是否“伪造”，人们还是心存疑惑的。
就报刊登载的这篇瞿秋白写于1935年5月17日至23日的两万字的长文里，回顾了他的家庭和参加革命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诉说了曾经拥有的浪漫、热情、执著。而这一切又为苦闷、厌倦和自我否定所代替，让人难以与那个从容自若、慷慨高歌的勇士联系起来。他也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文章开头便引用了《诗经·黍离篇》里的一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吐露出心声，他说:“我是个脆弱的二元人物”，“因为我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完全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历史的误会叫我这个‘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从政“实在是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不啻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篇难得的独特文字，让人感受到一种震慑人心的冲击力，它所流露出的真实的人性底蕴和悲怆的浪漫气息令人惊叹！这种心路历程和文字指归，与我们通常所见的“领袖文体”大相径庭，也与一般意义上烈士的慷慨陈词、浩荡情怀有着很大的不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瞿秋白说的这番有些“异类”的“老实话”，大概就是给作者带来意想不到的聚讼纷纭，甚至笔墨官司和身后之辱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这种淋漓尽致的自我分析和解剖，正是瞿秋白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突出的性格和思想特点，伴随着他探索整个生命旅程的集中反映。他多思而沉郁的性格使他从来就不具有豪情激扬、慷慨悲歌的气势和情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在以一个诗人的气质解剖、反省，在体验、怀旧、徘徊的情绪中寻找一条心灵的道路。时代的烙印不可避免地浸洇着他。“革命家”与“文学家”的冲突不时撞击着他。瞿秋白性格中当然有矛盾、软弱、懦怯的一面，但他能够严肃地正视它，无情地袒露它，这正是瞿秋白的可贵之处。他在自我解剖中思索着历史和人生，最终以辉煌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承诺与献身。《多余的话》在看似“消沉”下，却掩藏着深刻而积极的内涵——慷慨的悲歌，灵魂的释放，光明的向往。他在给妻子杨之华的遗书中谈到:“若是我丧失人性而生存，这样毁灭的生存只会给你带来耻辱和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它抒写了一部“伟大的人性之诗”。
瞿秋白当然并不是一个完人，他在遭受到错误打击和无情批判后，加上他沉重病体的折磨，在文章中的确说了过头话，流露了消沉、伤感、颓唐、灰暗的情绪，完全不像方志敏就义前所写的《可爱的中国》那样积极向上，慷慨激昂。这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也许是“不应该的”。但这些仍是次要的、非本质的，并不是这篇文章的主流。
实际上，作为一个经典文本，《多余的话》并无可指摘，它只不过是一个文人气质的知识分子所表达的真实心声而已。但瞿秋白却在有意无意中，为自己的心灵划出一个无限广阔而又无限分裂的空间。这就给他的身后带来了麻烦。
大褒与大贬伴随了他数十年
开始的时候，人们虽然质疑这篇意味深长的《多余的话》，但对瞿秋白的评价并没有带来什么不利影响;只是上个世纪60年代起，才使得瞿秋白的声名在他牺牲后的数十年的岁月里，大起大落，大褒大贬。
秋白就义10周年后，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1946年6月，重庆《群众周刊》第7期发表了署名文章《瞿秋白最后的话》，指出:“瞿秋白先生虽然死于反革命之手，但是瞿先生不屈不挠精神，早已装备了每个革命同志的头脑。我们永远不忘瞿秋白先生最后的一句话，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人，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应瞿秋白遗孀杨之华请求，欣然为即将出版的《瞿秋白文集》题词作序：“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他派人将题词送给杨之华，还写信说：“瞿秋白同志的文集出版，甚好。写了几句话，不知可用否?”
瞿秋白生前战友、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主持编辑了这部文集并作序：“这些作品在过去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曾经在革命文化战线上进行过冲锋陷阵的斗争，在文艺思想上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具有纪念碑的意义……”这部建国后首次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理应收入瞿秋白的全部著作，但编辑时中央却通知:只出版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瞿秋白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不够。这样，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4册8卷），既没有收入瞿秋白的政治理论著述，也没有刊登毛泽东的题词，更没有《多余的话》。直到1980年经中央批准收集瞿秋白的全部著作，毛泽东的题词才从中央档案馆内找出，首次发表在1985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中，而此时《多余的话》依然没被收入。
个中原因，据发现毛泽东题词手稿的当事人温济泽后来分析说:“3 0年前已经发现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这是秋白的原文，还是有什么地方被敌人篡改过呢?由于一时难分辨清楚，所以毛泽东的题词没有发表。”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来自建国初期对瞿秋白诗文的一次争论。1950年6月天津《文艺学习》第6期上刊登了李霁野《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说瞿秋白就义前曾写了一首集唐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这首“听来的”的诗受到杨之华等人的质疑，臧克家也在7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他在文中指出这诗如果出自一个坐化的教徒“还差不离”，而“对于一个革命战士，死，就是永生!”他否定此诗是瞿秋白所写。《人民日报》发表该文时编者按说:“瞿秋白同志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在当时的报纸上故意发表些经过捏造的‘遗作’，以致以讹传讹，歪曲了历史。臧克家同志为此写了篇辩正的文章。秋白同志爱人杨之华同志也给本报一封信，表示同意臧克家同志的意见。”李霁野随后在报纸上作了检讨。但这些争论引起主管意识形态高层人士的注意，对瞿秋白著作的出版尺度把握较审慎，选择上有余地。
1951年7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决定在长汀县罗汉岭瞿秋白死难处修筑烈士纪念碑。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20周年时，他的遗骨从福建长汀县迁至北京，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安葬仪式。周恩来主祭，董必武、陆定一等陪祭。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事迹的报告》，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随后的安葬中，这篇报告的全文镌刻在瞿秋白的墓碑后面，周恩来亲笔题写了“瞿秋白烈士之墓”。
之后的几年里，上海、江苏等地出版了大量关于瞿秋白的著译年系目录及研究文章，全面评价瞿秋白和他的作品。
据陆定一回忆说，60年代初有一天，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李克农来找他，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里，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问陆定一买不买。陆认为是国民党伪造的，说不买了。可是不久，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陆定一文集》)
但是，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深入，被否定的阴影笼罩了瞿秋白。
1962年香港《展望》杂志发表了司马璐的《瞿秋白传》，其中全文附录刊登了《多余的话》，毛泽东看后对陆定一说，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这样的同志。
◆《瞿秋白传》
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又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由此引发了史学界的争论。毛泽东读了戚文和《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鲜明地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联想和写文章，认为瞿秋白和李秀成处境很相似，都是被捕又被杀，瞿秋白《多余的话》也和《忠王李秀成自述》一样，属于“晚节不忠”。
到了“文革”一切都混乱和颠倒了，对瞿秋白的否定达到顶峰。把陈独秀、瞿秋白等说成是第x次“路线斗争”，《多余的话》遂成为瞿秋白“自首叛变”的铁证。红卫兵到北京八宝山砸毁了瞿墓，福建长汀县罗汉岭的瞿秋白墓碑同期被毁。瞿秋白孤远的灵魂呻吟在极“左”的云烟里……
他在历史星河中永远闪烁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日子里，党和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
1979年6月，中纪委成立专案组开始对瞿秋白被捕等问题进行调查。在公安部门配合下，查阅了所有关于瞿秋白被捕、遇难的材料及报纸图片，提审了“四人帮”有关案犯及其他涉案人员。其中包括当年在狱中对瞿秋白进行劝降的国民党中统局行动科科长王杰夫、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瞿秋白严词拒绝他们的劝降，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专案组还到上海、杭州、常州、长汀等地进行实地调查，走访了瞿秋白就义时的目击老者，他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了瞿秋白的英勇悲壮。询问了当年在狱中为瞿秋白看病的狱医陈炎冰，陈说他常与瞿秋白谈文学，瞿得知他与郭沫若有往来，便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还委托他将《多余的话》等遗物在死后寄给武汉的朋友;陈炎冰证实:瞿秋白说给我看病我欢迎，但要想从我这里套出你们所要的东西办不到。瞿还对看管他的下级军官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蒋介石是清道夫的头子。
专案组走访了当年驻扎长汀、直接审讯并执行枪决瞿秋白的原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被访时为全国政协委员)，宋希濂早年曾在上海大学听瞿秋白讲过课，所以对这个“老师”还算客气，交代照顾瞿秋白的生活和纸笔，他也进行过劝降。有一次他到牢房问瞿秋白写什么，瞿说:“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瞿秋白还说:“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宋对来访者说:“当时，我曾就孙中山先生说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不适合阶级斗争学说’，与瞿秋白辩论，瞿说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不彻底的革命，倒像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
宋希濂同时证实:1935年6月16日和17日，他接到蒋介石命令36师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的密电后，曾于当晚安排军法处长带酒菜到牢房给瞿秋白送行，并组织了“法庭宣判”，出示电报，宋亲自将瞿秋白送出关押他的师部大门，命令行刑和照相人员去了罗汉岭。宋希濂还向调查人员出具了书面证明:“第一，瞿秋白没有叛令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了，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他对来访者说:“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不能洗去……”
时任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的温仰春说:“按原计划，瞿秋白拟从福建、广东、香港到上海。这条秘密交通线，并没有因为瞿秋白的被捕而受到破坏，一直到1937年底完好无损。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负责。他非但没有变节，没有泄露党的军事机密，没有暴露党的地下关系，没有出卖同志，反而把监狱作为最后的战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坚决斗争。”
这些当事人的证言证词，无疑对洗刷瞿秋白的不白之冤、正确对待《多余的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瞿秋白
同时查到当时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上首次选载的《多余的话》，当天报纸写的按语说:“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过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另查《逸经》“编者按”说:“像瞿秋白这样历尽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生死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国民党党务督导员赵庸夫在该刊发表《关于瞿秋白之种种》一文中说:“其末段鼓吹伪政府（指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笔者注)，不便发表……”“1935年7月8日《国闻周报》署名李克长的《瞿秋白访问记》载，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花了一星期的工夫，写了一本小册，题名《多余的话》。(言时，从桌上拣出该书与记者。系黑布面英文练习本，用钢笔蓝墨水书写者，封面贴有白纸浮签。)这不过记载我个人的零星感想，关于我之身世，亦间有叙述，后面有一‘记忆中的日期表’，某年作某事，一一注明，但恐记忆不清，难免有错误之处，然大体当无讹谬。请细加阅览，当知我身世详情，及近日感想也。”他同意了记者借出阅读的要求，并说“如有机会，并请先生帮忙，使之能付印出版”。记者李克长说，他将《多余的话》带出牢房刚看不到一半时，就被主管押禁人员要回，他答应“另抄一副本寄与记者”——这大概是世上只见“手抄本”而未见真迹的原因。
中纪委专案组的结论是:经查实，《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所写，但迄今未找到手稿，不能排除被改动的可能性。即使就流传的版本而论，文中一没有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三没有吹捧国民党蒋介石，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之意，而被其称为“恶毒至死不变”。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这决不是叛徒投降的自白书。因而强加给瞿秋白同志的所谓“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泄露了党的军事机密”“自首变节”等罪名不能成立。
根据以上调查的主要史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全国转发了中纪委的复查报告，指出: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情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给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当年，经中央同意，有关部门召开了瞿秋白就义45周年座谈会，重新肯定了瞿秋白光辉的一生。
嗣后，重修了位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瞿秋白烈士墓和福建长汀罗汉岭墓地。
◆位于长汀罗汉岭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
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举行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对他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瞿秋白同志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艰难创业，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牺牲，他的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巨大的革命功绩，在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受到党和人民长久敬仰和怀念！”
1991年人民出版社再版《瞿秋白文集》时，将《多余的话》以“附录”形式收入“政治理论篇”第7卷，编者交代:“《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断定，故作为‘附录’收入本卷，供研究与参考。”这是《多余的话》首次出现在建国后最权威的版本中。后来贵州教育出版社等也出版了单行本《多余的话》。它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均为瞿秋白同志的自传纪录。
◆《瞿秋白文集》
据不完全统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里，国内外发表的有关瞿秋白的研究论文、资料达2000多篇，出版的文集、选编、专著、传记、影视等作品100多种，达到了瞿秋白研究和宣传的辉煌阶段。
陆定一后来在《忆秋白》《陆定一文集》自序中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是瞿秋白第一个告诉我党内有斗争的。”他高度评价了瞿秋白对于党和中国革命的贡献，他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一份遗书，是瞿秋白为“自疚”他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没有力量把王明错误路线反掉，致使革命遭受损失而难过，对不起党和人民，有愧于“领袖”这个称号，所以他才在临死前过度地解剖甚至过分“挖苦”自己。陆定一明确地指出，这一切并不是“情绪消沉”，而是常人难以做到的高度自省。他对政治的“倦怠”或“误会”，也是受到错误打击、无情批判后的苦闷流露，瞿秋白同志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陆定一深情地说:“可惜我不能把这种想法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了。我要把这个想法原原本本的写在这里，还我思想上的欠债……”
《多余的话》，这个伴随着瞿秋白荣辱的渊薮终于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深刻解读。
瞿秋白曾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决!”视死如归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历史风雨的冲击，终于在时代的星河中找到了公平的位置。那璀璨的光焰永远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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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3月16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