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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的小说创作采用一种温情式的创作风格，这和她从小受“和合”文化的影响分不开。
“和合”文化自古有之，发现最早见于甲骨文和金文，是中华文化长河中一朵绚丽的浪花。
“和合”中的“和”指和谐、和平、和善、祥和；“和合”中的“合”指结合、合作、融合。
和合则是指不同的事物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也就是说相异的、相矛盾的事物，彼此相互作用达到和谐与安定，形成一种全新的稳定状态。
和合文化思想对迟子建影响非常深远，既影响了她的处世态度和个性品质，也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
温情式的创作风格
在迟子建的作品中看不见尖酸刻薄的话语，有的是口语化的真诚对话，她不善于针锋相对，她一贯用平和、温婉的口吻诉说一种人性的温情。
对于迟子建的温情很多批评家都持反对的态度，认为他是营造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没有道德的评判标准甚至是一种滥情。
迟子建则不认为那是种滥情或者局限，而是自己在表达温情时力度不够，是这种创作风格运用的不够成熟而产生的错觉。
文能在对迟子建的采访中提到温情这个话题时，迟子建说：
“渴望温情，是人类的一种共有的情感。……如果说我没有感受到生活中的‘恶’，那绝不是事实，我也曾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我从来没见过狰狞的鬼，却遇见过狰狞的人’，可我更信奉温情的力量同时也就是批判的力量，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人内心道德的约束力。所以我特别喜欢让‘恶人’‘心灵发现’，我想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他总有善良的一面会在不经意当中被挖掘出来。”
迟子建把温情当成一个武器，用它来触动人内心的恶念，感化它，引导它向善，用温情的力量拯救人性。
温情是用善来感化恶
迟子建在创作中对付恶的方法就是用善来感化它。
《蒲草灯》是迟子建用第一人称叙事来描写一个杀人犯的外逃经历。
主人公发现老婆曼云和自己的五舅通奸，一气之下杀死他俩后出逃。在逃逸的过程中他与住宿小店的女主人发生了性关系，这次的感受是他和自己的老婆从来没有过的，他突然理解了曼云和五舅。仿佛他们的过错是可以原谅的，他的良知开始有一点觉醒了。
杀人的恐惧让他继续潜逃，在逃到一个村镇时，饥饿难耐，被一个叫骆驼的老头收留。老头心地善良，为他炖了鸭子还留他住宿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骆驼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骆驼的老婆是个日本人，日本战败后，父母自杀，她被人收养了，后来和骆驼结婚，生了两个女儿。一次日本访问团来中国，知道了这件事，回国帮她找到了亲人，她就带着孩子回国改嫁了。
骆驼没有怨恨，仍旧日夜思念独自守护这个家，男主人公被这份坚贞的爱情所感动，加上五舅妈为自己顶罪，他顿悟了，良心也彻底的苏醒了，他以自杀的方式将邪恶的灵魂带离了人间。
虽然人们的善良没有挽救一个人的性命，但是它拯救一个人的心灵，让他带着善意，没有遗憾的走向死亡，重新获得了一种自由。
温情是用生命来感化恶
迟子建199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白银那》，讲述的是在一个连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渔村里所发生的动人的故事。
小渔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村民们很少外出，村里只有一个食杂店为人民提供日常所需，只靠一部很古老的电话与外界联系。
每年的鱼讯是这个乡村的重大节日，每当此时，全村男女老少日夜奋战在江边，期盼有一个好的收成。
今年的鱼讯提前而至，大家还在热火朝天地捕鱼的时候，村里开小卖铺的马占军夫妇却收网回家，开着四轮车进城上货去了。大家还感到不解时，却没有意识到一场“保鱼战”已经悄悄的拉开了序幕。
马占军夫妇剪断了电话线，收买了村长，提高了盐价，为的就是发笔横财。
村民生气，拒绝买盐，外界不知道鱼讯的到来，没有鱼贩来收鱼，相持之下新鲜的鱼很快就变质发臭。
村民们看乡长这条路行不通，就求乡上的女教师陈林月，让她去找她的男朋友马川立，让马川立劝说自己的父母。马川立以绝食相逼也没能软化他父母的心。
艰难的“保鱼战”以乡长的老婆卡佳的死画下了句点。卡佳去山里找冰来为鱼保鲜，不幸遇见黑熊，就再也没能从山里走出来。
卡佳的死让马占军夫妇意识到了自己的贪财与自私，因为自己贪图小利，失去一条生命，全村都与之为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人之初，性本善。当人们表现出恶的一面时，那一定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或者是利用一些小手段为自己牟利时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在表现出恶的一面时也会左右为难，处在良心备受折磨的尴尬状态。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善人或者恶人，我们都是有缺点的好人，我们都不愿意生活在尔虞我诈、烧杀抢夺的世界中。我们渴望拥有一个温馨而祥和的家庭，一个和平而和谐的社会，只要人人多一些宽容与友爱，我们的愿望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和合文化精神就可以传递。
参考文献：
迟子建，文能，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J]，花城，1998年01期
迟子建，蒲草灯，山花，20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