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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瑞金一年
1932年冬,我在阔别祖国四年后被派回国,1932年6月到达中央区的政治中心瑞金。
到瑞金后,我先同邓颖超同志接头,她当时是中央局秘书长,交通归她管。我同邓大姐是1928年在上海认识的。我曾代表湖南省委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要头(领导人)要钱。那次还同邓大姐谈过妇女工作。时隔五年,她还是一下就认出我来,亲切地喊起来:“哟,小杰回来了。”我原叫郑杰,“刘英”这名字,是到中央苏区后才起的。
虽是第一次来瑞金,但一点也不陌生。在这里我有许多熟人。除了恩来同志夫妇之外,担任过《红色中华》主编、现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周以栗，是我敬爱的老师。我读长沙女师时,他同罗学瓒、陈章甫等都教过我。组织局长罗迈(李维汉),是我的老上级,1928年我到上海时住在他家,冒充过他的姨妹子。搞无线电的曾三是我在长沙一起搞学生运动的老熟人,他的妻子在上海搞交通站,还让我带给他一张他还没有见过面的儿子的照片。博古 (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稼祥(王稼祥),也都认识,算起来是老师一辈。
毛泽东的名字是早就听说了,一直没见过面,到这里以后有一次在张闻天那里遇上,经介绍才认识。我的老师周以栗是毛主席的同班同学,由于这一层关系,所以他对我更加爱护、关心。
总之,我觉得,到了瑞金我就是回到了家。
原来熟识的同志,见我回来,都很高兴。博古说,这下我们电台增加了一个女营政委!他要我去电台工作。我到电台转了转,看到那里的同志干得挺好,并不缺人。
我生说好动,喜欢做群众工作,就向罗迈提出,恩来同志当年分配我学无线电是为了好找职业掩护,现在到了苏区,不需要掩护,我熟悉群众工作,还是让我干群众工作吧。罗迈同志知道我的长处和短处,说: “好啊!”当时凯丰是少共中央局书记,他知道我回来了,要我到少共中央局去工作。得到博古同意,罗迈就把我派了去。
少共中央局聚集了一批能干的年轻人。张爱萍同志是少先队负责人,儿童团的负责人是陈丕显,只有17岁。耀邦同志那年18岁,后来当了秘书长。我去了,先让我担任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
少共中央局的驻地在下霄村,同党中央局离得很近。那时没有等级观念,领导和下面同志相处,不分彼此,亲密无间。
记得刚到瑞金不久,我就接到洛甫的一个电话,说:“尤克娜(我留苏时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从外面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我知道这个规矩,快吃晚饭时就到他们那边去。闻天、博古、小开(即潘汉年 等同志,加上少共中央的同志,大约十来个人簇拥着我。我看邓颖超同志没有动,就问她为什么不去,她说:“小杰,我不去打你的土豪了。”原来她没有雨鞋,我给邓大姐留下一元钱买鞋,和同志们走了十来里路到县城馆子里,美美地吃了一顿熬豆腐、红烧肉之类,把剩下的十来元钱花光了。
当时大家都年轻,每天晚饭前后,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打山歌,还爱搞点体育活动。爱打篮球的,吆喝一声上球场去了。洛甫和陈云、潘汉年爱打乒乓球。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洛甫、小开住楼上,博古、陈云住下,楼下客堂间里用方桌子拼成球台。我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乒乓球拍是木板的,上面打了几排圆眼子。洛甫是右手横握拍,球打得挺好。
难忘的还有学跑马。少共中央局的同志们半开玩笑地说,不会骑马可不能干革命啊!我就学开了。先是由别人牵着马走,后来可以一个人骑在马上慢慢走了。有一次,张爱萍同志等骑着马小跑过来,挨近我身边时喊道:“刘英同志,跑马哟!”说时用马鞭将坐骑一抽,一溜烟地奔驰而去。我的马一惊,撒开四蹄就跑,把我从马上摔了下来。他们很快跑回来,说是开个玩笑。按他们的理论,不跑不摔学不会骑马。我好强,说没摔着,跟着你们跑,天下没有学不会的事!就这样,我学会了骑马。这个基本功很有用,以后我去闽西、赣南都骑马。
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一个养病,一个养伤,一起住在《红色中华)编辑部的一个空房间里,离少共中央局不远。傍晚散步,也常常弯进来坐一坐说说笑话。稼样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四次反“围剿”被打穿肠子。都队都很关心他,有了战利品,总是“进贡”一点给他。稼祥同志会来招呼我:“刘英,快来揩点油,改善生活嘛!”其实所谓战利品,大多只是一点面粉,一点盐。吃上一碗面条,就算是生活大改善了。那时的生活确实艰苦,粮食不够吃,每人一个小蒲席包,挂上名牌,放进锅里去煮,干粥烂饭,还夹着沙子,直硌牙。缺油缺盐,有时只放一点又苦又涩的硝盐,更不用说吃什么菜了。但亲密无间的同志情谊,崇高的理想,使我们感到生活得充实、愉快。
到少共中央局当巡视员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到福建团省委巡视工作。
福建省委设在长汀,原来的团省委书记冯文彬,调到少共国际师当政委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工作一时拿不起来。我去后,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很快发展团员的工作就开展起来,完成了任务。省委一班人,书记陈潭秋、妇委李坚真、宣委方方对我印象都很好,要求把我留下来。少共中央局也就任命我为团省委书记。
福建省开党代会时,洛甫同阿金(金维映)一道来参加。他们是代表苏区中央局来的。记得会议是在一个小村子里开的。会议期间,宰了猪会餐。猪皮、下脚煮了当夜宵。洛甫很爱吃肉皮,猪毛没有搞干净他也不在乎。这次会议,我同洛甫接触的机会多,相互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去福建时天气还暖和,棉衣都没有带。闽西的冬天相当冷,冻得我嘴唇发紫。陈潭秋同志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送给我,自己仍穿破棉袄。我就请老乡给改了改,穿上。长征途中,我穿的就是这件棉袄。
1934年1月,我回到瑞金。先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又参加了在沙洲坝临时政府礼堂举行的“二苏”大会(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我被留下担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
我当了宣传部长以后,有一次去看望毛主席。他说:“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腔口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表学说话呐!”毛主席本人确实会做宣传。他讲活生动风趣。在“二苏”大会上做报告,讲到婚姻法,怕群众思想不通,毛主席就说,结婚年龄男的二十岁,女子十八岁。为了革命,青年同志要忍耐着点啊!说得哄堂大笑。
我在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青年干部。说起来很有意思,我读的是师范,可是没有当过教师。这辈子真正搭上教育工作边的,还就是在少共当宣传部长这两三个月。我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 给他们较系统地上团课。为此,我还主编了一本《青年读本》。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党校)有个青年班,请我去讲过青年团的任务,还讲过团的建设。我的宣传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得到提高。
1934年4月底,第五次反“围剿”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形势很不利。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了当时战斗动员的中心。
5月10日左右,罗迈把我找去,要我到江西省的于都县去当扩红突击队队长。我立即带领十多个突击队员,赶到离瑞金180里的于都。我们决定开展轰轰烈烈的政治动员,掀起一个欢送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
5月16日在县里开了突击队员与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我去作报告。讲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中央的决心,讲贫雇农分得了土地,大家 来当红军,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土地;并且对放弃扩红突击,回家莳田的现象作了批评。大会后,突击队员分派到各区,召开动员大会,分工落实任务。
送红军的热潮掀起来了。江西老乡喜欢打山歌,一打山歌,劲头就来了。“一送郎哥去当兵,革命道路要认清，老妹送郎当红军,这条手巾寄深情”;手巾绣上七个字:永远革命不变心!”山歌打得很红火。老婆婆、年轻媳妇、妹子都动员起来做草鞋。这种草鞋是布底、布帮,轻便而结实。江西妹子手巧,纳靴底都纳出好看的图案,心细的还绣上字。同时我们还注意解决参军青年的切身问题,发动优待红军家属的运动。所以青壮年劲头很大,开欢送会时没有一个哭的。
扩红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是依靠骨干。干部党员带头,群众就跟上来了。新陂、古田等区,更是干部带领模范赤少队,整营、整连、整排地参 加红军。我们按地方编营、连,不改编。这样做,家属放心,路上也不开小差。
原规定三个月扩红二千二百名的任务,我们一个半月就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这次于都扩红,还碰到肃反问题。当时有一种逻辑,扩红搞不起来是因为反革命捣乱。抓起反革命,扩红就搞起来了。于都开头未搞好,在会 昌巡视的领导同志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县保卫局抓了一些人。我同县苏主席、扩红突击队副队长张振芳去看了审讯。从许多迹象看,我觉得被抓的许多人是冤枉的。正在为难时,收到洛甫(“二苏”大以后他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写给我们的一封长信,首先祝贺扩红胜利,接着要我们注意,肃反不能乱来。对扩红不积极的群众,要进行思想发动,而不是当反革命抓起来。我们如释重负,很快把这批人放了。
6月下旬,我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同志。他伸着大拇指对我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一时莫名其 妙,他忙解释道:“这是项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都登报了。”小平同志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回到驻地,跟贺昌(总政副主任)谈起小平乐观的劲儿,他瞪大眼睛愤愤不平地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小平正倒霉呢!他的中心县委书记被撤了,家都散了,现在调到 (红星报》当编辑了。”我说:“看他那模样,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打那以后,我从心里佩服他。
于都扩红的消息的确登上了6月21日(红色中华》报的头版头条。扩红运动总结时,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还奖给我们一面光荣旗,上而写着“于都扩红超过二倍半”。每个突击队员还得到军帽、手巾和书等奖品。
于都人民对革命的热情与忠诚,一直铭记在我心里。
于都扩红任务完成以后,我担任过一段赣南战地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工作。8月仍回少共中央局,改任组织部长。
1934年9月2日,中央又发出动员令,要求9月27日前,动员三万青壮年加入红军。9月中旬的一天,罗迈找我谈话,派我再次去于都扩红。我表示为难,于都现在妇女是多数,时间又这么急促。罗迈说,这是党交给的任务,相信你总有办法。我不好讨价还价,立即跑马赶赴于都。
我到时,当地才动员了二百五十五人参军,离四千五百人的任务相差十万八千里。我急得团团转。这时于都已成了赣南省委的所在地,毛主席正在那里巡视工作。我除了按规定天天用电话向罗迈汇报,三天写一封鸡毛信报告情况外,还天天到毛主席那里去请示。
他打摆子刚好,身体还很虚弱,垫着棉被靠在床上听汇报。我讲了剩下的青壮年不多,扩红很困难,大家缺乏信心,不知怎样才能完成任务。
毛主席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我说:“再开会,就没有时间了。离规定的期限只有不到十天了。” “不,一定要开会,思想不打通,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毛主席坚持要开会。
我说,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毛主席说,这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叫他们跑马到各区去,口头通知。他把四个警卫员叫来,让他们把通知内容复述了三遍,立刻出发。
这一着果然行,9月19日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离长征出发只有二十天。
突击队员、区委书记坐了一屋子。毛主席也拖着虚弱的身体来了。
我先做报告,把这几天了解的情况,毛主席的指示,罗迈的意见,都融汇在一起讲了一遍。
我讲完后,下面一个劲地鼓掌,要求毛主席讲话。我连忙说,毛主席打摆子刚好,身体虚弱。我的报告就是传达他的意见。越这么说,下面鼓 掌越来劲,欢迎毛主席讲话。
毛主席站起来说:“好,我就讲五分钟,讲‘决心’两个字。”毛主席围绕为什么要下扩红的决心,深人浅出地讲了反“围剿”形势的严峻。又从对待困难的态度,讲下决心的重要作用。最后鼓励大家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去完成扩红的任务。
第二天下午各区又开活动分子大会进行动员,很快于都的扩红运动有了转变。《红色中华》9月26日发表长篇报道,说于都“过去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收了最大成效”。
不过毕竟四千五百人的指标太高了,到9月底,我们动员了将近一千人参加红军,已经很不简单了。但按完成任务来说,只达到百分之二十, 真是难煞人啊!
就在这时,中央红军决定离开江西根据地突围西征。我接到通知赶回瑞金,第三天就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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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3月16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