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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转载 源自孔门之学 2018-03-05
弘治十七年阳明先生任兵部主事，湛甘泉时为翰林庶吉士，两位大儒“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阳明先生在《别湛甘泉序》中说：“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
黄梨洲在《明儒学案》中说：“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
后来，两先生在学术上逐渐产生了分歧。阳明先生论学以“致良知”为立言宗旨，湛甘泉主张“随处体认天理”。阳明认为，随处体认天理，如此用工夫，“是求之于外了”。甘泉反驳道：“若以格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传习录》201条）
阳明先称许“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为何又批评甘泉之学，“是求之于外了”？须注意，阳明对于甘泉之学先扬后抑，或褒或贬，只是所站的高度或者说选取的参照点不同。
相对于俗儒沉溺于训诂辞章，讲之以口耳，甘泉之学体之以身心，务求自得，此孟子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湛甘泉不能深造自得以入于精微，而是中止于狂者的胸次。如果以大人之学或中庸之道来考察甘泉之学，则未免“求之于外”。
一
嘉靖三年中秋，阳明先生宴门人于天泉桥。是夜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阳明先生批评朱子、郑玄而赞扬曾点，显然是要弟子学习曾点，争取做一个狂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阳明勉励弟子做一个狂者，也是此意。
明日，诸生入谢。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
中秋节这一天，阳明先生还要求弟子做个狂者，第二天又勉励弟子“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尤其特别指出，“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
阳明点出这层意思，此正如孔子所谓“过犹不及”，可结合《中庸》第四章来体会。
学者须体察阳明先生一番良苦用心，如此开示弟子，不是前后言辞相互矛盾，多变善变，让人无所适从，恰恰相反，此乃颜子所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阳明对于甘泉之学，前后有不同的评价，也是同样道理。阳明之学具体而微、精益求精，而甘泉之学止步于狂者的境界，仅得大道之一隅。
二
阳明先生曰：“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有学者认为，阳明之致良知，由“根本”贯通“末端”，而甘泉主“随处体认天理”，乃由“末端”反归“根本”，两先生之学，殊途同归。持这种观点，似乎能从《与毛古庵宪副书》中得到印证。
阳明曰：“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与今之所谓体认天理之说，本亦无大相远，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种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也；体认天理者，是茂其枝叶之生意而求以复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达之枝叶矣；欲茂其枝叶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别有生意可以茂之枝叶之间者乎？”
阳明先生或有难言之隐，有些话语不好直接点明。“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唯有在“体认”工夫晓得头脑的前提下，才可言“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殊途而同归。
邹谦之是阳明先生非常信任和喜爱的一位弟子，阳明曰：“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较，若谦之者，良尽之矣！”阳明在写给邹谦之的书信中，对于甘泉之学的评价，应该没有隐讳，真实表达了心中的想法。
在《寄邹谦之》（其五）中指出：
“随事体认天理，即戒慎恐惧工夫，以为尚隔一尘，为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则此语亦自无害，不然即犹未免于毫厘千里也”。
又曰：
“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大约未尝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风捉影。纵令鞭辟向里，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若复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矣。”
阳明先生认为，“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在下手功夫处尚隔一尘，难免有毫厘千里之谬。如何理解这毫厘之差？阳明对于朱子格物之说的批判可作参考。
“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直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传习录》129条）
阳明先生认为“文公格物之说，只是少头脑”，那么，“随处体认天理”相对于“致良知”工夫有毫厘之差，这毫厘之差同样是因为工夫失却头脑，茫茫荡荡，没有着落处。
三
只是甘泉对于“随处体认天理”非常自信，不承认如此用工夫为“义袭而取之”。甘泉曰：“盖阳明与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心之说为外”。
甘泉认为阳明之所谓“心”，专指在腔子里，故其以“自小其心”回应阳明的批评。甘泉如此理解“心即理”或“致良知”，是有问题的。
针对先儒格物之学“务外而遗内”而因病用药，阳明主张“心即理”，但并不是舍物理而悬空在自家心体上做工夫。
“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对于“心”与物理之间的关系，阳明阐述得非常完备，只是后一句“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
阳明提出“心即理”，其实是要打通内外心物，心之所发为意，意之所在即是物，心、意、知、物，只是一件。此心致广大，充塞于天地之间，本无心外之物，故格物工夫不可能向外袭取，如此，格物工夫便有了本原。
在甘泉看来，随处（事）体认天理，这“天理”作为本原，便是格物工夫之头脑，这是与朱子格物之学的本质区别。朱子先格物致知，而后用诚意工夫，内外物我辟为两截。格物而穷其理，此“理”为物理，如此用格物工夫，陷于支离决裂。而随事体认天理，由“博”反“约”，由“末”反“本”，工夫是一贯的。
其实，一落到“随处”、“随事”上去用工夫，就向外袭取了，即使后面加上“天理”二字，“天理”也只是一场虚说。这体认工夫如同“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以求“豁然贯通”，必然陷于支离决裂。
《大学》格物工夫入于精微，应是《中庸》所谓“时措之宜也”。此心体万物而不遗，“致广大”与“尽精微”不过是一体两面。“随处”或“随事”，均是求之于外。学者唯有落在“时”上去真切体会，才是真正做自反工夫，工夫才晓得头脑。《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何由“近道”而入于“道”？需要贯通内外本末，打通终始先后。
四
甘泉不识阳明之学，阳明对于甘泉之学却看得透彻。阳明曰：“纵令鞭辟向里，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若复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矣”。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点出一个“反”，来说学问工夫，正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须知，孟子特别强调“万物皆备于我矣”，这是为“自反”工夫指示一个头脑。所谓“自反”，不是反于“内”，决裂事物而茫茫荡荡，空守着一颗孤悬的心，而是反于“中”而尽其“性”。
“自反”工夫晓得头脑，这是在通透内外的基础上反于“内”，不是由外而内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开阖出入、循环不已，有个连绵恒久义。所以，应该落在“时”上而不是落在“随处”或“随事”上去做体认工夫。《中庸》云：“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湛甘泉也知在自家身心上做工夫，但其自反工夫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只是养得“气宁静”，不能入于大中至正之道。
阳明先生谆谆告诫邹谦之：“世间无志之人，既已见驱于声利词章之习，间有知得自己性分当求者，又被一种似是而非之学兜绊羁縻，终身不得出头。缘人未有真为圣人之志，未免挟有见小欲速之私，则此种学问，极是支吾眼前得过，是以虽在豪杰之士，而任重道远，志稍不力，即且安顿其中者，多矣”。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阳明对于甘泉的严厉批评，丝毫不参杂私意，完全出于护持孔门之学一颗公心。大程子不愿称周濂溪为先生，阳明先生终身无一言提及白沙，此为儒门两大公案。周濂溪、陈白沙与湛甘泉，均是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