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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凭借武侠剧《山河令》大火的艺人张哲瀚被曝光在日本乃木鬼社参加朋友婚礼，引发巨大争议。
乃木鬼社里面供奉的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裕仁天皇的导师、旅顺大屠杀的主导者乃木希典。
7月3日，网红党妹在旅顺博物馆前跳舞引发的众怒还未平息，张哲瀚居然跑到旅顺大屠杀刽子手的牌位前参加庆典。
随后，网友还挖出张哲瀚曾经居然在靖国鬼社前微笑比耶。
而张哲瀚的回应居然是“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靖国鬼社……”
无知不是借口，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靖国鬼社绝非是普通的古建筑，那里供奉着14个甲级战犯，它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
在日本不知道靖国鬼社，就像在美国没听过白宫一样。
张哲瀚的致歉声明苍白无力、敷衍应付，简直是侮辱公众智商。
因为张哲瀚拍照的地方，是靖国鬼社的院内腹地，这绝不是无意间的路过打卡。
历史从来没有割断，也不可能割断。
必须坚决抵制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才能无愧于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今天。
明天，是日本战败76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分享金一南将军的《魂兮归来》，让我们一起在回望屈辱沉沦中体味揭疤之痛，在穿越战火硝烟中感悟民族觉醒。
01
中华民族的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历史，自道光皇帝在签订《南京条约》后，对着祖宗排位一夜未眠、顿足痛哭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随后即位的咸丰皇帝口口声声要为父报仇，却在英法联军即将兵临城下时跑的最快。
洋务运动后，誓言要一雪前耻的慈禧、光绪，不仅蒙受了更大的耻辱，还差点被八国联军灭门。
痛彻肺腑的中国人开始从封建体制上查找根源。
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
两千多年来，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臣子、百姓负责，更不会对国家、民族负责。
统治者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老百姓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的是皇上的地、赔的也是皇上的钱。
此时的中国，如同孙中山的描述：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0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成功了，皇权被推翻了，国家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
原本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此时变得更加松散。
推翻帝制、创立民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只是换了一批坐轿子的人，但抬轿子的劳苦大众仍然还在抬轿子。
这或许是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军为何敢于以8400兵力面对10余万北平守军发动七七事变的原因。
如果不探究我们是怎样衰落到了如此地步，就不会了解这种腐朽、低能与涣散会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
而当时，比我们更清楚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腐朽涣散中国社会状态的，是一衣带水的日本。
03
看着北洋军阀的腐败涣散，一些日本人开始觉醒。
这其中就有日本派驻德国的少佐武官——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他们被称为巴登巴登“三羽乌”。
1921年，他们在德国一个叫巴登巴登的地方密谋成立了一个11人巴登巴登集团，全是后来侵华的核心骨干。
冈村宁次为侵华日军总司令；
东条英机为日本头号战犯，战时内阁首相；
梅津美治郎后来成为日军参谋总长；
松井石根、中岛今朝吾为南京大屠杀要犯……
这些少壮派军官与尚未上台的裕仁天皇，相互勾结帮助，借着救国与革命的名义，把日本改造成了一头法西斯怪兽。
怪兽的第一个猎物，就是它的近邻——中国。
从“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到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逐步变成了疯狂的战争机器。
1931年9月26日，《东京每日新闻》报道：“第10师团军医家中的女佣人，为激励士兵出征，从山阳线列车跳下自杀。”
12月14日，《国民报》报道：“大阪步兵井上清的夫人井上千代子为鼓励丈夫出征，以短刀自刃身亡。”
在整个日本社会，战争的狂热像富士山一样，随时可能喷发。
04
日本，作为最了解中国的列强，也是最无情屠宰中国的列强。
1932年3月9日，在日本的策划下，伪满洲国正式出炉。
随后，日本步步为营、潜移默化地怂恿鼓动宋哲元成立“华北自治”政府。
宋哲元是指挥喜峰口抗战的“抗日英雄”，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他就通电全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但是，宋哲元身上有旧军阀的深刻烙印，他们的信仰和主义皆不敌个人私利。
国难当头，宋哲元实现控制华北地区的野心，居然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假借日本势力向蒋介石谋求华北自治。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2月20日，武汉2万余学生游行抗议，上海5千余学生冒雨跪在市政府请愿。
随后全国爆发轰轰烈烈的抗议示威运动，要求中止自治、讨伐叛逆。
在民族的生死关头，真正救亡图存的还是中国人自己。
0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
一次，汪精卫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
冯玉祥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
汪精卫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
当时，像汪精卫这样犹豫动摇、三心二意的所谓“精英”大有人在，比如胡适、陶希圣、周作人等等。
就连蒋介石也在德国的调停下，准备与日本“以长城划分疆界”。
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
利令智昏的日本侵略者，随即对谈判条件进行加码，不但要求割地赔款，而且还要成立“殖民区”。
日本人苛刻的政策，把蒋介石逼上了铁心抗战的死路。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与蒋介石的软弱退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人。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号召全民抗日时，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已经发展到4万多人，先后和日伪军进行了近4千余次战斗。
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10年前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
06
《论持久战》中有一句引用广泛的名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说得更好：“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面对国民党高层的消极抗战和正面战场的溃败，共产党人一边批驳亡国论，一边坚持持久战。
共产党人认为，弱国要不被消灭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
只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能持久作战，打败侵略者。
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伟大动员。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中国人最优秀的品质是温良，但温良，不是温顺。
一旦温良的中华民族被激怒，将像熔岩和火山一样迸发出巨大的潜能。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向延安。
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一批批优秀的中华儿女，集合到了黄河之滨。
《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一首首豪迈的战歌，唱响在辽阔的敌后战场。
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和儿童团……一个个群众团体，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参军、支前、参战。
这对如何灭亡中国有精细盘算的日本侵略者来说，完全始料未及。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
激发这些潜在的火种的核心和关键就是：组织和动员民众。
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岁月或许能抚平伤痛，但抚不平伤痕。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历史伤痕，不应该被无知掩盖。
无数为抵抗日本侵略而牺牲的中华英魂，不应该被无知玷污。
王树增抗日战争读后感(王树增抗日战争读后感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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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3月16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