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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金星
李贽的史学著作，最重要的是《藏书》、《续藏书》和《史纲评要》。他的这些著作，原想藏之名山，留给后世，不想竟流传于当世而大受攻击、谩骂。对于这些著作一出现可能激起的波澜，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也不愿委曲、回避。因为他既摆脱了儒学教条的羁绊，不以孔子之是非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而要确立自己的是非，对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其是非褒贬就一定会悖于前人，直至把过去的是非褒贬颠倒过来。但他做了，自认为是“系千百年是非”，并以此证实自己具有二十分胆，二十分识。
李贽的史学著作，是中国史学宝库中的瑰宝！
一、《藏书》、《续藏书》
《藏书》和《续藏书》是李贽编著的人物评和记传述评。他自称“惟此一种，系千百年是非。”
《藏书》记述上起战国，下迄于元代的历史人物约800名。多取材于正史《通鉴》，各采辑事实编为纪传。其中“世纪”六卷，“列传”六十卷，在帝王、大臣传记之前各有总论，后附评语，抒发自己的观点，列传之中分为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贼臣、亲臣、近臣、外臣八类。后又辑录明代史实，写成《续藏书》。
《藏书》之名，就是取“藏之名山”不以示人的意思较后之何乔远著《名山藏》，也出于同样的意思。
李贽思想力主解放，不受传统观念束缚。在《总目前论》中，开宗明义不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认为古代所谓“圣贤”的言论，不可能永久作为人类思想的绝对标准，在衡量历史人物时，不受孔子之是非的羁绊，其议论又往往独创，反对保守。因此，有的千百年来的见解被推翻，有的人物评价颠倒过来。封建卫道者们对此惊呼，群起而攻之。
直至清代，虽是满族统治，但道统仍相沿袭，故《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任意取舍。如《焚书》、《续焚书》、《史纲评要》等皆不收录；收录目的，据《提要》对《李温陵集》评云：“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到，而焦卅等盛相推重，颇荣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级，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其咬牙切齿之状，与明统治者同声一气。
其实，李贽阐明的是真理，真理被当作谬误，正人被指为妖人，中外古今都有，原不足怪。不过应让读者读到他的原文。李氏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说，人作为是非的人，最初没有一定的标准，他是“是”还是“非”，没有定论，夏商周三代不必说，汉唐宋三代一千余年，难道无是非，难道当时的人也无是非？全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所以就没有是非了。但是，我本身就是一个有是非的人。怎么能安于这种情况！是非的争论就象岁时运行一样，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即使孔夫子再生于今日，也不知他如何否定是的事物，怎么可以就以此为根据而施行赏罚呢？
接着又说，老来无事，看看汇编的录目，从春秋开始，止于宋、元；分为纪传、总类列目，借以自己欣赏，不可给别人看，所以取名《藏书》，有一二好事朋友，硬要借看，我无可奈何只能借给，但告诫说：看任你们去看，但不要拿孔夫子的固定框框对待我就好了。
这个前言就是他的宣言，其书内容，《提要》评云：“提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抨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以罪不容诛。”如何颠倒易位呢？他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誉之为千古一帝；冯道历经五代，稳定社会动乱，人称变节，他称为五代一人；对历史上一些变革家给予高度评价，如商鞅、韩非、晁错，列为“强主名臣”，把李悝、桑弘羊等列为“富国名臣”；评论三国时事，以司马懿为巧，以诸葛亮为拙；论晋政事，极赞赏王导、谢安“治以不治”的治道为不可及，认为儒者“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选其域”。对韩愈、朱熹的道统论以及传统的世俗见解均进行尖锐批评，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窦建德列入“世纪”等。学术观点，可以各抒己见，李贽正是这样做的，怎能以一人之是非系千百年之是非！
李贽对班固所著《汉书·司马迁传》指贵司马迁“是非谬于圣人”，看法大不相同，在《藏书》卷四十《司马迁传论》说：
“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己；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贵于言也？此迁之史所以为继《麟经》即《春秋》而作，后有作者终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笔则笔，削则削，初未尝按古圣人以为是非也。”
这段话说出了司马迁著作《史记》有自己的是非标准，无须以圣人的标准来代替自己的标准，可以说是司马迁千载以后的知音，而这也正是李贽著书论史的原则。李贽所根据的这种原则，在千年以前司马迁就实行过，也曾受指责过，所以李贽在明代那种环境中受到那么疯狂的攻击，并不足怪。
再如《司马相如传》的评论：先感慨相遇相知之难，司马相如若不逢汉武帝，即使他的赋是千古绝唱，也是徒然。再以卓王孙等人不如一女子之知人加以说明：当相如作客临邛时，临邛富人如程郑、卓王孙等都财富倾东南，而目不识丁。虽令相司鼓琴，也是白鼓，谁知琴心？那些作陪的贵宾都衣冠楚楚，空有其表，只看到金没见到人；只看到相如贫没见到相如富。如果不是卓文君，谁能知相如。假如当时文君要求王孙，与相如成梁鸿、孟光之结合，我知道王孙肯定不答应，这样目光短浅的人，怎能与他计议大事，白白失去佳偶，空负良缘，所以卓文君果断地私下找相如，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归凤求凰，何等正确，哪能非议。封建卫道士把卓文君私奔相如视为伤风败俗，李贽却认为是知人果断，胜王孙多了，像这样的“是非谬于圣人”，正足以显示李赞的思想光辉，那些假道学先生的诬陷如同“蜀犬之吠日”。
《续藏书》
《续藏书》二十七卷，记载明初至万历以前的明代人物约四百名。
分十四目，有功臣、名臣。功臣有开国、靖难；名臣有开国、逊国、靖难、内阁、勋封、经济、清正、理学、忠节、孝义、文学、郡县等。“开国名臣”记追随朱元璋起义及立国后起作用的大臣事迹；“逊国名臣”记忠于建文帝诸臣事迹；“靖难名臣”、“靖难功臣”记追随朱棣（永乐）起兵夺取帝位和降服的建文旧臣事迹。这些人物包括王侯将相士，庶人方外缁黄，佣仆妾妓等。搜罗宏富，内容翔实，秉正直书，显微阐幽，标新领异，这方面和《藏书》略同，不同的是立意于“扬善不刺恶。”李维桢作《序》云：“其甄别去取，若奇而正，若严而恕，若疏而覆，若朴而藻，可谓良史。”
卷一有《小引》，说明为什么要首录开国诸臣，并赞颂明太祖说，我圣祖起濠州，以至于登上帝位，前后50年，没有一日不叨念着百姓，无一时不思得到贤臣来辅助。原因是他自寄身于皇觉寺之日，就非常痛恨贪官污吏虐待百姓，要想铲除这些贪官污吏才甘心。所以他每一次用兵，都晓喻诸将严申禁令，无一字不饱涵着恻隐之情，无一字不出于忠诚之心，正由于他这样爱民，这样忠诚，所以天下有才能的人都愿意为他效劳，为他去战斗。
在撰写开国诸臣之前，先赞颂开国之君，而着眼在国君的爱民、恨贪官污更，这也是李贽的思想，从中就不难看出著述《续藏书》的倾向性。
二、《史纲评要》
《史纲评要》三十六卷，属编年体史评。从唐尧一直到元代，计3724年，按王朝帝系顺序排列，每一朝代列一“纪”，再按王朝先后和时间顺序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用自己的观点加以摘录和评论。计分“三皇五帝”、“夏纪”、“高纪”、“周纪”、“后秦纪”、“汉纪”、“东汉纪”……“元纪”。其史文可能不完全出于李贽手撰，而通过眉批、夹批、段后评和对史文的圈、点、抹等，表达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看法。
《史纲评要》最早于万历四十年癸丑（1613）刊印于南京，次年甲寅又有茂勤堂翻刻本。由于几次禁毁，这部书存世极少，泉州市文物馆藏有万历癸丑本。1974年中华书局根据泉州存本校补重印。
《评要》对儒家进行批判。李贽批判那些“峨冠博带，讲发政施仁”的儒生成不了事。尤其鄙视那些虚伪的道学家，多处加以驳斥和揭露。对变革、法治的人物热烈赞扬。他继《藏书》评秦始皇为“千古英雄”之后，又评“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其秦始皇“是圣是魔，未可轻议”。赞扬萧何制法的杰出作用，对贾谊、晁错提出的削藩、重农、抗击匈奴的主张，再三评说“名言切中”、“甚是”、为“有用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