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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又很有些喜欢奇形怪状、鬼鬼祟祟的脾气。”表现在诗歌领域，就是在中唐诗坛上出现了一股很明显的“尚奇”思潮。
诗歌发展到盛唐无疑走上了巅峰。从形式上看：有天才古体诗写手李白，七绝圣手王昌龄，擅长五绝的王之涣，七言歌行的代表岑参、高适，以及集大成的杜甫完备近体诗的体制；从题材看，盛唐诸家不仅继承了传统诗歌的表现领域，也发展出了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从精神风貌上看：恰如殷璠《河岳英灵集》中以“神来、气来、情来”高度概括盛唐诗歌那一种昂扬进取的少年气。
诗歌从盛唐到中唐，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期，中唐诗人在盛唐诗的艺术高峰前，表现出拓展新的诗歌艺术领域的巨大努力，其中，刻意求奇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点。
简单解释一下究竟啥叫“奇”。在古人诗学观念中，“奇”与“正”相对，《文心雕龙》中有诸如“奇正虽反”“辞反正为奇”等的说法。“正”有“常规”“雅正”两方面的意义，那么，“奇”就是有“非常规”“反雅正”的内涵，即“特殊”“奇异”“反正统”“非主流”甚至是“审丑”的。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奇”还可以是“创新”的意思。古代文学中的“创新”通常表述为“翻新出奇”或“生新出奇”之类。
韩愈是中唐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以雄奇险怪为美，诗歌中充满光怪陆离的意象，历来被视其为崇尚险怪的典范。（当然，一个优秀的作家，风格不止一面，韩愈的诗歌创作也追求平淡之美。同样适用本文所举其他诗人。）
以韩愈、孟郊、李贺、卢仝、刘叉、马异等人为主要力量的“韩孟诗派”诗人群体，既有韩孟“尚险求怪”，又有李贺的荒诞冷艳，而卢、刘等以晦涩难懂的诗风达到“怪奇”中之最。【当然，不少人认为李贺诗是可以独立于韩孟诗派之外的，这里不做纠结。之前详细写过一篇关于李贺诗的文章，文末附链接。但李贺的仙鬼之语确实是符合尚奇诗风的。】
中唐诗坛上另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元白诗派”，以元稹和白居易为首，他们以“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美刺作为诗学理念，元稹、白居易、张籍等人的创作实践把社会矛盾的矛头指向了昏庸无能的统治阶级以及社会的种种黑暗腐败现象，因此他们在诗中描写的对象，所用的意象，一般都是不怎么美的、不太高雅的。
（在这里仅做一个简要概括，下文展开讨论时会有更多、更具体的诗句参与，请耐心往下阅读。）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导致中唐诗坛形成这一种“尚奇”思潮呢？
（根据胡应麟在《诗薮》中的说法：“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意象可谓是诗歌传情达意的重要载体。以下讨论中唐诗歌“尚奇”风貌时，我会经常提及意象，大家在看到诗句举例时，也可有意识地观察其中的意象。）
首先，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以及之后所作的作品已经有开启中唐诗歌创作的趋势。
先来搞清楚唐诗分期问题。现在常用的是明末沈骐在《诗体明辩》的序里结合前辈学者经验把唐诗分为“四大宗”，即所谓“四唐说”。
初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玄宗开元初（713）约为百年。
盛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代宗大历元年（766）约五十年。
中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文宗开成元年（836）约七十年。
晚唐：文宗开成元年（836）――昭宣帝天祐四年（907）约七十年。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划分不等同于历史学角度对唐朝的划分。还需明白一点的是，这种划分不能说是完全科学的，因为文学的发展是持续的，不能简单地说在某个点开始有新发展，（这样的划分当然会便于我们在研究唐诗时有一个更清晰的线索）。而杜甫向来认为是中唐诗风的先行者。（没错，前面总结盛唐诗的时候也提到了杜甫，杜甫的创作可以说的跨越了盛唐到中唐，单纯地把杜甫归于盛唐诗人或者中唐诗人，我个人认为是不够科学的。）
杜甫曾表明自己作诗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已经开始追求一种刻意的求新求奇。明代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子美之病，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于天然之致远矣。”（当然，陆氏在这里是一种批判的语气，稍后我再解释这个问题。）
杜甫是亲历安史之乱的，生存环境在战争的洗礼下更加恶劣，且贫困不断侵蚀着他羸弱的身体。因此，杜甫写了不少让人看了很不舒服的诗：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多出现“瘦马”“病马”“枯树”等病态意象。
这场战乱的杀伤力是很持久的，“后遗症”带给中唐的满目苍夷、政治环境的沉闷污浊、道德风尚的败坏……在盛唐时期诗人们经常看到的美好、完美、蓬勃之象，而中唐诗人多看到的是丑陋、残缺、衰颓之象。（这种审美趋向当然不仅是环境的变化，也是诗人心态的变化，下一节展开诗人心态。）
白居易的诗歌正是集中揭露了当时的一些丑陋的现实，为了有更好的讽刺效果，白居易诗中写了不少让人看来很不舒服的形象，因此所用意象也多是奇异的、丑陋的。如《上阳白发人》中“坐看残灯、幽禁空房”的宫女、《新丰折臂翁》中“左臂凭肩右臂折”“九死一生”的独臂翁与《卖炭翁》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以及《缚戎人》中“身被金创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的“缚戎人”等。
其次，中唐文人群体的大换血与审美追求的转变。
中唐时期科举制度逐渐完善，且多元取士，中下层文人有机会参政，大部分新晋进士多出身庶族。这样的出身群体的文士，没有所谓的血统、门第可追溯，他们不仅具有创新与不平的心理，且审美倾向与所谓“贵族”肯定是有所区别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学创作上，从诗歌到小说到词都表现出由贵族化向世俗化转变的倾向。韩愈等倡导的古文运动，以复古为幌子实际上写的是通俗散文；传奇小说的流行，各种民间故事层出不穷；刘禹锡、白居易参与创作的民间曲子词，多从民歌吸收经验……在中唐，庶族文人群体不仅拥有话语权，而且带起了全新的文艺审美范式。
中唐时期政治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内忧外患——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可谓矛盾重重。当时政坛有为之士试图通过改革振兴朝廷，以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发起的“永贞革新”虽然仅仅是昙花一现，但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产生不小的冲击。这次革新其实也是庶族与传统士族的斗争，以柳宗元、刘禹锡等为代表的新兴的庶族势力虽然由于势力薄弱等多种原因最终失败，但是他们的开拓创新的精神得到了当时文人的肯定。求新求变的精神不仅作用于政坛，同样作用于文坛。
当然，有些人求奇甚至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地步。
进士李昌符有诗名，却久不登第，他忽然想到一招，作《婢仆诗》五十首在公卿面前传阅，这些诗写的啥呢，“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归迟总不忧。 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头。”“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肚茶。无事莫教频入库，一名闲物要些些。”总之就是触及奴婢、妓女阶层们的忌讳之处，于是不久其诗篇就盛传京城，“为奶妪辈怪骂腾沸，尽要掴其面”，当年就登第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黑红也是红”。靠骂名出奇制胜，与当时尚奇的社会风气分不开。
再者，时局的动荡多变。
“安史之乱”后，国运转衰，时局变幻如风云。被贬谪、被流放成了中唐代士大夫政治生活中的常事。引用尚永亮《唐五代文人逐臣分布时期与地域的计量考察》中的一组数据，“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 姓名或贬地可考的逐臣共计 2828 人次。从时期分布看，初唐 598人次，盛唐 543 人次，中唐 750 人次，晚唐 711人次，五代 226 人次。”瞧瞧，从数量上看，中唐完胜。
固然，新兴文人阶层一般有强烈干预政治的欲望，但是一般事与愿违，元和前后，是诗人贬谪较为频繁的时期，比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可以说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被贬小分队”。要知道，贬谪不仅是一种政治制裁，更是一种惩罚。贬地往往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官员在精神上同样压力很大，许多人就此死在贬所。
贬谪经验正是写作素材，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许多陌生且怪异的新鲜事物固然是对于诗歌题材内容的扩充与丰富，但严峻的环境和孤危的心理让诗人写出的诗不会是那种健康、活泼的，因此新鲜环境反而更多地被处理成“怪奇”视角下观察到的“奇景”“奇事”。如李绅贬谪到通州时痛苦地感慨：“瘴江昏雾连天合，欲作家书更断肠”；韩愈多次的直言而最后被贬潮州，“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柳宗元在柳州所见“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这种险恶的环境充斥诗人感官，诉诸于笔端。
其实，这些诗句不仅是对环境的描写，也表达了在贬地的凄苦心境。不难看出在诗人们的眼里，贬地是偏偏荒凉的，那里的事物甚至是丑恶的，倒也给诗人和读者都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感受。
最后，宗教尤其是佛教影响。
唐代可谓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唐时期几乎每位皇帝都信佛，代宗多举办佛教讲座，德宗与宪宗迎佛骨、翻译佛经，统治者的这些行为无疑对于推动佛教的传播有重大推动作用。
佛教本身是有非常大的想象力的，这一点可以从寺庙壁画或各种神像可知。它们不仅是宣扬宗教的载体，也带来奇特怪异的审美冲击。正如韩愈在《谒衡岳庙》诗中说：“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韩愈虽然力反宪宗迎佛骨，是出于不劳民伤财的考虑，他本人还是对佛教不抗拒的。事实上，唐代文人士大夫大多都或多或少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并且多是作为理解或关照自身及自然与自我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
再者，佛教禅理讲究“苦难说”，主张人应通过苦修来获得解脱，这与当时社会以及心态上都有很多苦难的中唐十分契合。因此，不少诗人在创作时喜欢表现苦难。“我虽未耋老，发秃骨力嬴。所馀十九齿，飘飖尽浮危。玄花著两眼，视物隔褷褵。”韩愈在《赠崔二十六立之》中说自己未老先衰；“日中视馀疮，暗锁闻绳蝇。彼嗅一何酷，此味半点凝。”这是孟郊所受身体之痛；“贫病诚可羞，故床无新裘。春色烧肌肤，时餐苦咽喉。”《卧病》在床的贾岛吃饭都是苦的……
当然，中唐诗人也有许多对于自然灾害导致的苦难的直接描写，不一而足，同样可以看作庶族文人对社会的密切关注，以及展现了唐代社会全景图貌。
唐·宫乐图
总之，造成中唐诗坛上出现一股“尚奇”思潮是有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盛唐与中唐，虽然相邻，但是却出现迥然不同的面貌。影响中唐形成“尚奇”审美的因素是复杂的，这种审美也绝不仅仅表现在诗歌上。除了上文提到的文学中其他类型传奇小说与民间词，在其他领域同样有所表现。
元稹描述到当时的流行的妆容与服饰样式是：“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顶赛，友朋修度之广，乃匹配色泽，尤剧怪艳。”也就是说，当时的时尚也是相当的怪异，可见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反常的审美。
除了整体上有一种追求新奇的风气，初、盛唐诗人的业务能力太过优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诗歌名言佳句的高峰让后人望洋兴叹，中唐诗人们莫不寻常刮肚各自己的奇招，于是有了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方干“才吟五个字，又白几茎髭”，杜荀鹤“苦吟无暇日，华发有多时”等作诗经验。
当然，中唐诗人的“尚奇”做法以及贾岛等人的“苦吟”历来受到的批判很多，正如前面提到的陆时雍对于杜甫的批评。的确，比起盛唐诗的天然浑融，中唐诗的这种苦心孤诣、求奇求新确实有一种刻意感，但这也是一种极大的创新力的表现。在中唐诗人的努力下，诗歌内容从歌唱功业、歌咏山水田园、领略边塞风光延伸到了现实生活题材的方方面面，他们重现实、重生活、重内心情感的变化，当然也有李贺等人对于荒诞题材的拓展；在诗歌形式上，中唐诗人同样“反传统”，韩愈以文为诗，元白写新乐府无不显示了他们的创新意识。
矫枉过正的情况是有的，比如上面提到李昌符。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唐诗人的创作实践对后世诗歌的创作有极大的启发。【迨至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清·叶燮《已畦文集》）】
其实陆时雍在《诗镜总论》的评价就已经是比较全面的，“中唐人用意，好刻好苦，好异好详。”“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
中国古代文学是百花齐放的，我们在今天看待古代文学中的各种现象时，更应该持着一种包容与肯定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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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运动：以复古之名进行的创新
